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海外中共学”基本内涵的重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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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海外中共学”基本内涵的重构摘要目前国内学界界定的“海外中共学”系指海外学界建构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知识。这种意义上的“海外中共学”存在了近百年,其对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国内学界提出了对海外中共学进行研究的“海外中共学研究”概念。当前,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有必要在深刻把握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语境中,通过学科整合,重构“海外中共学”的基本内涵。之所以要重构“海外中共学”基本内涵,主要在于现有的“海外中共学”及“海外中共学研究”等概念内涵,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及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要求存在一定
2、差距;同时,现有的“海外中共学”等概念内涵也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活动、国际交往以及国际形象、国际影响力建构不相匹配。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海外中共学;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这既是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经脸的深刻总结,更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近年来逐步为学界所关注的“海外中共学”,理应适应这一方向来深化研究。但是,由于对“海外中共学”的概念内涵等基本问题的探讨不够充分,导致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方向和要求还存在一
3、定差距。因此,为适应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适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求、促进“海外中共学”科学发展,有必要按照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要求,对“海外中共学”的概念内涵进行深入探讨。一、“海外中共学”相关概念及其存在样态(一)“海外中共学”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作为学术概念的“海外中共学”是中国学者在2011年之后提出的。2011年,有学者在讨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时提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立后,“很快成为海外中国学和海外中共学的研究中心”。同时,该学者还认为:“新世纪以来,海外中共学者有关中共问题的研讨也非常活跃。”2海外中共学的开创者是费正清3。这是学界比较早地使用“海外中共学
4、”概念。但是,这里只是提出并使用这一概念,对于“海外中共学”的内涵等并没有展开论述。2012年,哈佛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一书对“海外中共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论述。该书认为,国外学界实际上已形成“海外中共学这一新兴学科”,“这门学科的学者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从这个角度讲,海外中共学也可称为国际中共学”4。在该书作者看来,“海外中共学”就是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教学。上述观点提出后,很快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响应。熊光清在迅速发展的海外“中共学”一文中,介绍了部分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在熊光清看来,“海外中共学”就是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5。这种认识也是目前国内学界比较主流的观点
5、。还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海外中共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建立在海外(国外)中共学就是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海外中共学研究”就是对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再研究。从学科归属上讲,其既属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也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研究主体是国内相关领域的学者和机构,研究对象则是海外学者与机构已有和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海外学者研究的再研究及通过研究中的中外广泛交流,为正确认识中共党史及党的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同时也促进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国际环境的优化6o2022年,高晓林等
6、进一步扩展了“海外中共学”的研究主体、对象、内容等,认为海外中共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具体内容包括海外政界、学界、媒体、智库、民众等不同主体有关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研究,也包括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7。探讨“海外中共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必须厘清当前学界建构的“海外中共学”等相关概念的基本情况。与“海外中共学”概念相伴,国内也有学者使用“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这一概念。实际上,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基本是一致的,即国内学者对海外有关中国共产党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的概括。国内学界在概念使用时,并没有明确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二)“海外中共学”的存在样态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是目前
7、国内学界建构“海外中共学”概念内涵的基础和核心。因此,探讨现有的“海外中共学”概念,有必要厘清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发展历程。回顾这一研究的学术史可见,这一研究几乎是伴随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海外就出现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搜集和情报研究。由此衍生出了以信息情报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服务型中共研究。“二战”前,日本外务省、满铁、兴亚院、陆军省、内阁情报部以及日本军方在中共情报搜集、研究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8o20世纪40年代中期,迪克西使团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以及相关研究,本质上也属于情报搜集、研究类。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西方记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虽然并非严格意
8、义上的研究,但是对西方认识、研究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建构也具有重要意义。1949年之前,海外也存在带有学术研究色彩的中国共产党研究。1923年,素杉义久在东洋第九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趋势及评论,是目前所见海外较早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专题文章9o此外,诸如日本的田中忠夫、伊藤武雄和美国的伊罗生(IIaro1.dR.Isaacs)等人的成果也带有一定学术研究色彩国内有学者在讨论早期海外中共研究时认为,1926年葛萨廖夫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是早期海外中共研究的代表作。实际上,因葛萨廖夫的身份至今未能确定,因此这一说法的论据并不充分。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末,海外中共
9、研究的存在样态则以学术研究为主,同时形成了多个研究热点。60年代初,史华慈与魏特夫围绕“毛主义”的原创性问题展开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论战。几乎同时,海外学界围绕查默斯约翰逊的中国革命中的“农民民族主义”观点,展开了中共革命胜利根源的讨论。改革开放后,海外中共研究关注点开始转向1949年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中国。90年代,海外学界对中共的关注转向改革开放研究。同时,随着苏东剧变,中共的发展趋向日渐成为海外学界关注的热点。此外,关于中共的思想理论,以及在中共领导下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也成为海外学界研究的热点。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2012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海外中共研究的存在样
10、态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研究力量由高校等学术研究机构,转向智库等政策研究机构,智库逐渐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主阵地,高校的研究相对萎缩,高校的决策咨询功能亦正在被智库所部分取代。其次,海外对中共的关注点转向现实问题研究。同时,中共成功的原因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新、自我调适能力也开始为海外中共研究界所关注。2012年之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海外中共研究界也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问题的探索,纷纷探讨中国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背后的中共因素。再次,海外中共研究的取向和研究主体呈现出新特点。海外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既有学术型取向,同时政策服
11、务型取向也迅速兴起。与此同时,海外高校、智库在开展中共研究时都十分注重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与,高校、智库、政府之间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人员流动也日渐频繁。不可否认的是,海外并没有“海外中共学”这一概念。但是,百年来海外学界确实对中国共产党展开了研究,且研究规模还呈现出愈发壮大的态势。因此,国内学界以“海外中共学”这个概念概括百年来的海外中共研究还是有学术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的。(三)“海外中共学研究”的存在样态第一,“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研究”的出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外学术交流迅速开展起来。在这一背景下,海外中共研究开始进入国内学界视域,学者们开始逐步重视海外
12、的这一研究。1981年,张注洪的关于国外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文献史料及其利用一文立足中共党史研究,论述了把握国外研究动态和有关文献史料的意义,以及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史料类型和价值等问题10O1982年,胡华等人的台港和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介绍了台湾和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情况,以及其研究中的错误倾向,并提出要重视国外的研究等11。这些文章表明,海外中共研究正式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范围。第二,成果形式多样化呈现。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共研究的关注和研究也在发展深化,其成果也以多种形式呈现。首先,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根据中国知网统计,以“海外”“国外”“国际”“中
13、共研究”“中国共产党研究”“中共党史”等检索词进行篇名检索,能够得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类论文近300篇。如果加上国内学界分国别的研究成果,数量更为庞大。其次,出版了一批专著。其中以金春明主编的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2001年)、梁怡等主编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2008年)等比较有代表性。再次,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中,有关海外中共研究的项目也相继获得立项。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侯且岸的“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评析”(1992年)、金春明的“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96年)、韦磊的“21世纪以来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评析”(2011年),等等。第三,研究取向多样化。首先,
14、译介型研究。这类研究取向主要是国内学者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某个领域或者是按照党史分期对海外中共研究进行的翻译、总结、介绍。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在20072016年间,每年撰写发表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系列论文是这方面的代表。其次,评析型研究。这类研究取向是在对海外中共研究翻译、总结、介绍的基础上,评析海外研究的价值,指出其中值得借鉴的方面,同时分析其中不足或错误方面。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是金春明主编的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金春明在该书前言中强调:“我们认为,这部专著确是西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术著作中比较优秀的一部,颇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该书中也有些重要观点和分析评价是我们难以赞成和
15、接受的。”12再次,学术探究型。这类取向强调对海外中共研究从研究范式、理论等方面进行学术史探究。强调对海外汉学研究(中国研究)进行学术史角度的研究始于李学勤:”这种研究最好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将汉学的发展演变放在各国社会与思想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中去考察。”13根据这一思路,侯且岸在其当代美国的“显学”一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一书中,从学术史角度对美国涉及中共的研究进行了研究模式、研究理论等方面的分析。实际上,目前国内学界在使用“海外中共学”和“海外中共学研究”这两个概念时还是存在差异的。有学者将“海外中共学研究”包含在“海外中共学”之内,即海外中共学既包括海外中共研究,也包含国内学者对海外中
16、国共产党研究的再研究;而有的学者则把“海外中共学”等同于“海外中共学研究”,即海外中共研究就是海外中共学研究前者以高晓林等为代表(高晓林、庞敏:海外中共学的发展与学科建设思考,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第2433页),后者以冯莉等为代表(冯莉:问题与趋势:当代美国中共学研究追踪,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0年第3期,第4552、84页)。虽然在概念使用上有差异,但是深入考察相关概念可见,多数学者认为“海外中共学”是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这一客观活动及其成果的概括,这一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国内学界将海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活动及其成果,以及国内“海外中共学研究”进行统合、推进学科化的努力。二、重构“海外中共
17、学”内涵的依据以海外中共研究为核心内容的“海外中共学”,在内涵方面存在过窄的问题。因此,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背景下,有必要在扩大内涵基础上重构“海外中共学”的基本内涵,以体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适应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一)学理依据第一,”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共识。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指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反映中国成功实践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等,进而将中国成功经脸知识化、理论化、系统化,形成能够反映和解释中国成功实践,并指引中国继续取得成功的理论知识体系;而不是依赖于反映西方经验的西方理论来规范、解释中国实际。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18、人民取得了一个个伟大胜利、伟大成就,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变革,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就迫切需要中国知识界撰弃知识上的“西方中心论”,形成以中国为主、以中国成功经验为主,既自信自强又胸怀天下,反映中国成功实践的知识体系,用以反映、解释、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论断,已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共识。学界普遍认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现实的需求、是时代的需求、是中国发展的需求,是解释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的需要。与此同时,中国社
19、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新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均开展了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学界一致认为,这一论断”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14;”指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目标和根本任务,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正确道路”15。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探讨“海外中共学”,也必须按照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方向和要求来进行。第二,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需要。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在“法学门类”下增设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由此,学界掀起了关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
20、科建设探讨的热潮,二级学科问题也成为探讨的焦点之一。在讨论中,部分学者明确提出应该将“海外中共学”列入二级学科提出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下设立“海外中共学”二级学科的学者有:高晓林、庞敏:海外中共学的发展与学科建设思考,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第2433页;韩强:论中共党史党建的二级学科构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第5764页;赵凌云、王建国: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建设的基本依据、科学内涵及推进路径,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第165172页;李飞龙: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理论体系构建刍议,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2期,第6671页;高晓林:积极引导海外中国
21、共产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2日,第1版;路克利:建议设立中共学一级学科,北京日报2017年5月22日,第16版等。也有学者在探讨一级学科建设时,明确提出要关注“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持这类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有:王炳林: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探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21-30页还有学者提出要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人才培养方面加强海外中共学”教材建设,设立相关课程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有:韩强: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概论”课程的构建,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第4253页;丁俊萍:党建学科建设需要把握的学科内外关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22、,第36-38页。目前学界界定的“海外中共学”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海外部分路克利等学者近期提出的“中共学”概念则包含全部中国共产党研究,其中海外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也是其提出的“中共学”内容之一(石磊、路克利:中共学: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新范式,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第1015页)。,因此,从学科归属上看,海外中共学归属中共党史党建学是更加恰当合理的。显然,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建设必然包含各个二级学科建设,这就要求一级学科、二级学科都必须按照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方向来进行。但是,目前学界并未充分从这一方向来探讨“海外中共学”二级学科建设问题,这与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建设要求显然是存在差距
23、的。第三,当前国内学界所界定的“海外中共学”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要求存在距离。首先,海外知识界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基本处于自我的状态,中国知识界的自主性很薄弱。目前,“海外中共学”的研究主体是海外学者,他们在开展研究时,往往习惯于使用西方知识、西方理论、西方意识形态来解释、规范中国共产党。因此,在他们的研究中,反映的往往并不是真实的中国共产党,而是一个经过加工的西方人意识中的西方化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这方面的问题,西方人自己早就有所察觉。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界在讨论中国研究时,施坚雅就批判了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中国研究中存在的狭隘主义,“社会科学家在声称普遍性时却是地方性的。他们研究西方
24、人,却说是整个人类”16。对于这种状态,中国知识界一直以来都没有更多、更好的途径来加强自主性。因此,就目前的“海外中共学”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但是其本质却属于国外的知识体系。其次,“海外中共学研究”的自主性也不够。目前的“海外中共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海外学界的研究成果,这就决定了这一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始终取决于海外学界成果。因此,中国学界始终处于追踪的状态,无法引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这就很难谈得上知识建构的自主性。同时,目前国内学界开展的“海外中共学研究”多以译介、评析为研究取向,而这类研究,对海外学界而言几乎没有影响力。这就意味着,现有的“海外中共学”与中国知识界处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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