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风险、海外投资保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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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风险、海外投资保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本文研究发现，东道国国家风险对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海外投资保险对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且国家风险和海外投资保险的影响在中等风险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为明显。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投资者“走出去”需求日益强烈，而海外投资保险对于企业防范东道国国家风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一、研究背景及意义自2000年“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尤其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步伐加快。但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

2、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由于投资的不可逆性，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成为阻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因此,对国家风险进行有效识别、规避和管理对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走深走实”有着重要意义。为应对海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国家风险，各国不断完善海外投资保护机制，海外投资保险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海外投资、化解企业政治风险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从事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海外投资保险承保额由2010年的120.6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625.6亿美元，在中

3、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地维护了中国海外投资利益。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拓展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模型，考虑了海外投资保险的作用，从理论层面阐释了国家风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弥补了现有理论模型中缺乏对风险缓释措施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考量；二是利用中国信保特有的国家风险评级和业务数据，通过实证检验国家风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二、研究回顾与评价国家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莫衷一是。例如,Queretal.(2011)、Kolstad&Wiig(2012)、方慧和宋玉洁(2019)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于国家风险

4、较大的国家和地区；但王海军和高明(2012)、杨连星等(2016)、王正文等(2018)却发现国家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东道国国家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差异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风险测度方法的差异，二是混淆了国家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三是遗漏变量导致的技术性偏差。尽管海外投资保险问世已有70余年，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学者对其开展系统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海外投资保险的功能和需求影响因素两大领域。海外投资保险具有损失补偿、震慑和杠杆功能(West,1999)o一方面，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凭借专业化的政治风险管理优势，承担贷款人不愿意承担的政治风险(Pe

5、rcopo&Haller,1999),降低贷款人的风险暴露，提高风险收益率，多元化融资来源(Galvao,2001)o另一方面，作为重要的融资工具，政治风险保险能够提高项目的投资级别(Aiderdiceetal.,2001),降低融资成本(Galvao,2001)o国内学者虽然已经认识到海外投资保险的功能，以及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郭玲，2019；章添香，2020；刘亚军，2021),但对海外投资保险发挥作用的理论基础及其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效果尚缺乏系统的研究。纵观国内外研究，理论方面，已有研究认识到了国家风险、海外投资保险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但对其影响机制，尤其是三者之间的

6、相互影响机制缺乏相应的理论探索。实证方面，已有研究均只考察了国家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忽略了海外投资保险等风险缓释措施的影响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假象，同时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有关海外投资保险对对外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严重匮乏。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国家风险、海外投资保险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并对该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三、理论模型本文借鉴ASiedU&Jin(2009)关于对外援助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模型的思路。在对外投资模型中嵌入海外投资保险因素，以考察东道国国家风险以及海外投资保险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研究表明，国家风险水平越高，投资存量越低，

7、国家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海外投资保险通过风险补偿效应和保单融资效应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补偿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当保单融资能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或当风险补偿效应能够弥补保单融资导致的融资成本上升，海外投资保险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当保单融资成本过高，风险补偿效应无法弥补保单融资导致的融资成本上升，海外投资保险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四、结论与政策建议实证检验发现，东道国国家风险对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海外投资保险对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且国家风险和海外投资保险的影响在中等风险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为明显。对于低风险国家而言，由

8、于风险水平较低，企业对风险不敏感，对海外投资保险的需求较弱；对高风险国家而言，风险规避企业避免投资此类国家，风险中性和偏好型企业对保费的敏感度高于对风险的敏感度，对海外投资保险的需求不强，从而导致国家风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对不同风险类型国家的影响效果呈现倒型。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投资者“走出去”需求日益强烈，而海外投资保险对于企业防范东道国国家风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尤其是当前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的大背景下，对

9、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多变，维护中国海外投资利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仅关系企业利益而且涉及国家战略利益。因此应从国家、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多个方面建立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机制。从国家层面而言，扩大“一带一路”朋友圈，加强双边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格局，切实减少东道国国家风险；应尽快建立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体系，为我国海外投资者可能遭遇的风险损失提供法律保障。从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层面而言，出台海外投资保险扶持政策，通过保费补贴等形式降低保险费率，引导企业积极参保，同时建立风险准备金补充机制，加大对中国信保的财政支持力度，降

10、低其风险敞口，提升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业务的承保能力，提高海外投资保险的渗透率。从金融机构层面而言，中国信保加强与多边机构和同业的分保和共保合作，增强其承保能力，扩大海外投资保险覆盖面、加深海外投资保险承保深度，尤其是加深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等风险较大、投资增速较快地区的承保深度；加强银保合作，合理厘定保险费率和融资利率，降低融资成本，切实发挥保单融资机制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发挥国别风险研究优势，提高国家风险管理水平；与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企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助力相关机构和企业完善风险管理体系。从企业层面而言，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树立良好的风险防控意识，积极采用海外投资保险等风险缓释措施降低东道国国家风险对其投资的影响。由于笔者不掌握未投保项目的详细信息，无法对损失补偿机制和保单融资机制进行单独验证成为本文的一大遗憾,待数据完备将做进一步验证。未来拟以中长期出口买方信贷的息差作为被解释变量，以项目是否投保海外投资保险作为解释变量，以验证海外投资保险是否具有降低融资利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