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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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下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F公司资产的形成来源于两个方面，其是股东的出资即公司的资本，其二是对外的负债，因而公司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栏卜.分为股东权益和真正的公司负债两大部分。股东权益，从法律性质而言，虽列于负债栏下，却并非真正的公司债务，而是公司自有的财产，但从财务构成分析，此项财产来源于股东的出资，相当于公司欠付股东的债务，因此，基于公司财产物质构成和来源构成平衡的须要，亦将其列在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栏下。与此同时，在资产栏卜.，该股东权益依据股东的出资形式而相应地转换为货币、实物、土地运用权、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等资产。公司资产的另-来源是真正的公司负债，无论是长期负债、短期负债

2、以及应付账款等，在公司担当这些债务的同时确定会获得相应的资产，比如从银行贷款担当长期或短期的借款之债的同时，也就会获得相应的货币资产。在买卖合同中，受取对方货物而未支付货款之前，此项货款在负债项卜.属应付账款，在资产项下，则成为货物形态的流淌资产。就资产和负债的静态关系言之，既然公司资产系由其负债转换而来，那么，公司有多大负债，必有多大资产，负债增加，资产必相应增加，而资产削减，必引起负债削减。即使没有股东出资及由此形成的公司资本，公司的资产和负债也总是一样的，此种关联关系有如物理学上之物质不灭定律，资产与负债不过是财产在公司名下形态转换的表现，就此而言，断无资不抵债状况发生的可能性。因此，静

3、态的公司信用是确定的资产信用，依竟负债形成的资产本身就是负债的完全而牢靠的保障。然而，公司的负债或许是静态不变的，但公司的资产却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动之中。如前所述，由于公司经营的盈利或亏损，由于有形或无形的增值或贬值，公司资产从其形成的时刻起，就处于每时每刻不断变动之中，而人为的转移和流失则更会加剧公司资产无规律的变更。在资产变动、但负债不变的状况下，必定发生资产与负债的脱节，公司经营的盈利和资产的增值会使公司资产高于其负债，而公司的亏损和资产的贬值则会使公司的负债高于其资产，资不抵债的状况由此而生。因此，实际存在的资产信用对债权的保障也总是相对的和不完全的。但是，虽然这种动态下的公司信用无法从

4、资产那里获得完全、确定的保障，资产所能清偿的债务范围与全部公司债务的范围并不总能完全重合，但资产对负债的担保关系却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清偿范围的缩减和担保价值的降低既不变更资产作为公司信用因素的性质，也不会使公司资本取代公司资产而成为公司信用的基础。与负债对应并构成其基本担保的从来就是公司的资产，而不是资本，资本只是公司资产的来源之一并构成资产的一部分，与公司的负债之间并不存在干脆的、必定的、重合的对应关系。以资本为公司的信用基础，明显是不恰当地把信用基础从资产游移到了资本上，这是一种实在的错位和错觉。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对资产信用进行箍洁的定量分析。资产与负债的对应关系表明，确定债务

5、受偿范围和受偿程度的是资产以及资产与负债的比例关系，即财务指标上的资产负债率。资产本身对公司信用的影响乂取决于两个要素，其一是资产规模或数额，其二是资产有效性。资产规模当然是确定债务受偿的首要因素，资产规模越大，资产数额越多，债务的清偿实力越强，但这只是就总体资产对个别债务的清偿而言，假如以总体资产对总体债务，那么，债务的清偿实力则不取决于资产单方面的规模或数额，还取决于总资产与总负债的比例关系，取决于资产负债率的凹凸。资产负债率低，即使资产规模不大，债务却有保障；资产负债率高，即使资产规模很大，债务却有不能清偿之虞。就此而言，要害的问题并不在于确定的资产规模或数额，而在于资产与负债之间的相对

6、比例。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资产负债率所反映的同时也是公司净资产与公司负债的比例关系。资产负债率越低，表明公司的净资产率越高，反之，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的净资产率越低。而净资产率当然是确定公司清偿实力的更干脆的指标和数据。从总体资产对总体债务的根本意义上说，资产信用就是净资产信用，就是公司总资产减除公司总负债后的余额的范围和幅度。净资产越多，公司的清偿实力越强，债权人越有保障。资产有效性是资产对债务清偿的效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是以固定资产、流淌资产、长期投资、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的特殊状态存在的，在价值界定上，各种形态的资产无疑都可以冲算为确定数额的资产，这些资产对公司的经营也都有其本身的功效，

7、但对债务清偿而言，并非全部的资产都具有债务清偿的功能，不同形态资产的价值与其债务清偿的效用也不完全等值。资产在债务清偿方面的效用是以资产的可变现性和可移转性为前提的，只有可以转换价值形态尤其是可以换成流通货币的可变现资产和可以从公司手中移转到债权人手中的可移转资产才具有债务清偿的效用。就此而言，资产负债表中的固定资产和流淌资产一般具有较高的清偿效用，长期投资、无形资产的清偿效用则有着相当大的变数,而作为公司开办费用已经对外付出、有待于往后逐年摊销的递延资产，则根本不具有债务清偿的效用，在以资产推断公司信用时，此类资产当应从公司的有效资产中予以剔除。因此，资产的债务清偿功效不仅取决于资产的总量，

8、更取决于资产的详细构成，取决于有效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取决于有效资产与无效资产的比例关系。就此而言，公司的偿债实力并非取决于账面资产，而取决于可以即时变现的账面资产占多大比例。五、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中国公司制度重构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是对公司信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是公司法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是中国公司法正在形成的发展趋势。很明显，资本信用已经成为中国公司法发展的枷锁，公司法制度创新的桎格，面对法定资本制的过度要求和出资方式的不当限制，我们常常会感到作茧自缚和削足适履的苦恼和无可奈何的屈从。突破了资本信用，失去的只是一个虚幻的担保，而获得的却是对投资者的解放和对债权人更为切实的保

9、障。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转变，其突出的法律意义在于对现行公司法制度的变革，将借此取消由资本信用确定的、阻碍公司发展的不合理和不必要的制度和约束，改革现行的资本制度和出资制度，发展和完善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从而实现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全面和根本性的爱护。以资产信用取代资本信用，首当其冲的是法定资本制本身的改革。由法定资本制到授权资本制是现代西方国家公司法的发展趋势之一。早在大陆法国家严遵守法律定资本制的时期，英美国家就形成了可以分次发行股份、不必一次缴足股款的授权资本制。由于法定资本制的固有弊端和授权资本制的优越，后来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已接受授权资本制，或借鉴授权资本制对法定资本制进行修正，形成了

10、认可资本制或折中授权资本制。毫无疑问，中国公司法实行的是典型的法定资本制，假如说在资本信用之下，这种法定资本制还有其存在的依据，为了奠定公司的债务清偿实力，中国公司法不得不容忍法定资本制带来的公司设立难度大、公司资金闲置与奢侈、增资程序困难等弊端，那么，在资产信用之下，对授权资本制或折中授权资本制的接受就是不必迟疑的选择。其缘由在于，既然公司以资产为其信用基础，资本是一次还是分次发行，公司名义资本与其实缴资本是否一样，就都只是关涉公司F1.身须要和内部关系的支配，而不会确定公司实际的债务清偿实力，也不会导致债权人对公司信用推断的误会。况且，目前对中国公司和外商投资公司要求上内外有别，对外商投资

11、公司实行授权资本制，对内资公司则实行法定资本制的作法，也不符合wo规则的要求和国民待遇原则。最低资本额制度的调整和取舍是资本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资产信用之下，公司的最低责任实力不再取决于其最低资本额，资本不再背负公司信用基础的功能来实现债权担保，而主要是作为公司自身经营的物质手段交由公司股东自行推断和确定，因而,公司法大可不必对其设定过高的条件，甚至最终彻底放弃最低资本额制度也并无不行。尤其是对那些智力密集型的高科技企业应当如此，以尽量避开多余资金的闲置和奢侈。在经济高度发达、投资实力强大的欧美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都只须要很低、甚至根本没有最低限额的资本，那么也大可不必过分忧虑我国降低或

12、取消最低资本额所可能导致的后果。认为这种高度发达的企业制度，不相宜于在中国马上借鉴或效仿，中国须要一个资本确定并能维持的时期，以培育优良的商业文明和传统的看法，或许是片面地强调了资本与市场环境的关联，尽管中国现时的市场成熟和商业文明程度以及信用意识还不能与西方国家相比，但其中的差距并非必需通过资本限额的提高、而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制度来弥补。以资产信用取代了资本信用，法律对股东出资形式的硬性限制也就可以放宽、宜至彻底解除了。既然资本不再担负债权担保的使命，股东的出资也就不再必需具有债务清偿的功能，凡具有经营功能的资源和要素都可以作为股东的出资，唯一的条件只是股东的认可和同意。由此，股权、债权、劳

13、务、信用等都可成为出资的标的，而严峻影响了技术密集型公司的设立，影响技术、尤其是高科技技术的充分开发和利用、抑制了科技人员和脑力劳动者创业主动性的无形资产出资最高比例限制也完全可以解除。公司法的立法原则将从完全的出资法定主义走向出资自由主义或法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适当结合。这一方面，我国台湾公司法最新的发展已给了我们以某种启示，台湾长期以来也实行严格的出资限制，规定股东之出资，除发起人之出资及本法另有规定外，以现金为限（156条），但2001年的第12次台湾地区公司法修正将其改为股东之出资除现金外，得以对公司全部之货币债权，或公司所需之技术、商誉抵充之。随着这一原则的调整，现行出资评估制度和验资

14、程序的强制性和严格要求，也可以适当地弱化并使其具有多一些的弹性和敏捷性,削减国家强制和干预的范围，给当事人留出更大的意思自治和利益协调的空间。公司信用基础的转变也必将引起公司和股东行为规则的重要变更，包括：不需再严守资本维持的原则，公司的名义资本与实缴资本的脱节得到允许，股份的折价发行就不必再严格禁止，公司设立的特殊背景和当事人之间利益调整的须要有时会使股份的折价发行具有合理性；正在发展的股份或股票期权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公司管理人员和员工主动性，是增加企业凝合力和竞争力的有效方式和途径，但其中的股份回购却违反现行公司法规定，那么，一旦突破了资本维持原则，立法也就不需再禁止股份回购，将打破股票期

15、权制度发展的瓶颈：公司的转投资是公司的财产支配和自主经营行为，本应听从公司经营战略和盈利追求的须要，在财产实力上，它也只是公司资产的形态转换问题，并不干脆影响资本真实与维持，只是影响资产的变现实力和程度，其对债务清偿产生的影响完全属于债权人对公司资产信用推断的因素，即使在法定资本制的国家对此也少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以资产信用取代资本信用后，更无限制转投资比例的理由，其实在事实上，中国股份制改革和国有企业公司化的实践也早已突破了现行公司法的比例限制；在资产信用之下，公司增资或减资都不再干脆确定公司对外清偿债务的范围和影响债权人利益，因而，公司法的减资程序应当相应简化，由此公司的运营效率将得到提高，

16、操作成本将得到降低：公司法股权退出机制的缺少始终与投资者对投资风险的防范和限制发生着尖锐的冲突，尤其在股东之间存在尖锐冲突、公司经营效益低下、而部分股东又无法参加公司管理的状况下，会导致极不公允、不合理的结果。一旦撇开了资本信用，股权退出机制的建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在确保现有债权平安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允许股东的退出。在资产信用之下，维护公司资产的稳定和平安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公司的独立责任和股东的有限责任是公司人格独立的基础,也是公司这种组织形式极大的优越性所在，投资者借此而避开了败尽家业的投资风险，而把风险转嫁给了公司的交易对方。但公司法上的独立责任和有限责任是以公司资产的独立为前提的，只有合

17、理演化形成的资产才能作为公司独立责任的范围，而人为的资产转移和流失则应成为公司人格否定、并进而要求股东担当无限贡任的依据。在此，至为关键的问题是公司资产流向的合理与监控。上文资产结构分析表明，静态关系上的资产和负债有如物质不火，公司负债的形成通常都会伴有相应的资产获得，动态关系上的资产则会因公司经营的盈利或亏损、有形或无形的增值或贬值而发生常常性的变更，而无论是静态的物质不变还是动态的价值增减，都属债权人可以也应当预见的结果，由此而发生的资不抵债属于债权人理应承受的交易风险，在此状况下，并不存在追究公司过错责任的问题。但假如公司资产非因正常经营的缘由而发生人为的资产转移和流失，则是债权人所无法

18、预料的，由此而发生的资不抵债就是债权人不应承受的不合理的交易风险，这种结果和风险无疑应由法律严加限制和防范。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债权人利益的威逼，不在于公司资本或资产的多少和规模，而在于公司资产的转移和流失。因此，必需建立一套监控公司资产流向的法律制度，公司的资产演化必需具有法律和财务上的合理性，任何债权人在公司资不抵债时，都应有权提出审查公司资产流向的要求，公司必需供应相关资料并对其资产的变更做出充分的说明，对于恶意逃债及资产非正常转移和流失的，债权人除可以通过合同法上的撤销权实现救济外，还应能够追究公司相关人员的个人责任，直至否定公司的法人人格而追究股东的清偿责任。如此，面对债务人公司动辄资

19、不抵债、甚至幸灾乐祸的结果,债权人F1.认倒霉，司法和执法机关手足无措的局面将不会再现。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是资产流向监控的主要手段。公司财务会计制度不只是一种会计制度，更是一种法律制度，其成为公司法上重要制度的缘由主要不在于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的须要，而在于对公司、股东和债权人权益的爱护，其中对债权人的爱护犹为重要。要发觉、了解和最终证明公司资产的转移和流失，没有财务会计制度是决无可能的。严格的财务制度不仅会暴露和留下非法资产转移的事实和痕迹，为债权人和司法机关追窕股东责任供应有效途径，而且也会对此种行为形成有效的遏制。现行公司法及其司法、执法恰好在此方面缺少详细有效的制度和手段。为此，应给

20、予债权人对无力清偿其债务的公司以财务审计的申请权；应规定与债务人公司发生交易往来的当事人协作财务审计的法律义务；应对缺少完整财务记录、财务账册虚假而无法确定和说明公司资产去向和变更状况下债务责任的追究作出明确规定；受理和处理公司债务纠纷的司法或行政机关应在财务保全、财务审计和财产追索方面作出相应的、简捷高效的程序支配并实行有力的措施。在资产信用基础之下，公司资产信息的作用极为突出。无论是资产信息的收集、供应、获得、利用，还是信息渠道的畅通、充分和有效都是至为市要的，或许这种信息的重要性还无法上升到证券法上信息公开制度的地位，但的确要比资本信用之下重要的多。资本信用之下，债权人关注的只是债务人公

21、司的资本规模等静态的表面事实和资本是否真实、出资是否抽逃等简洁事实，而资产信用之下，债权人则要对债务人公司全部信息实时跟踪，包括资产结构信息、资产流淌信息、资产状态信息等。资产结构信息包括公司拥有的土地、房产、机动车、股权、学问产权、银行存款等；资产状态信息包括资产的查封、冻结、抵押、质押、担保等。然而，现行立法在资产信息方面对债权人几乎未供应任何法律的服务和救济，实践中，债权人追偿债务的努力往往功亏一卷于信息的不畅和有关部门、单位本可供应而拒不供应的信息服务。因此，必需建立一套系统的、与资产信用配套的信息服务体系,在依法维护当事人商业隐私的前提下，给予债权人就债务人公司的土地、房产、机动车、

22、股权、学问产权等资产进行调查和收集信息的权利；应规定管理相关事务的政府部门或单位按法定条件向债权人供应资产信息的义务：对于金融、保险、证券等特殊资产信息，在更为严格的条件下，司法机关应依据当事人的恳求帮助索取；还应激励和发展更为完善的征信业务和征信制度，为债权人供应更为丰富有效的市场信息服务。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转变不是现行公司制度的局部修正和补充，而是整个公司立法、司法和理论的战略性调整，它将使我们的留意力从静态不变的资本转向动态变更的资产，从资本的确定、维持、不变转向现有资产的结构分析、流向监控和合理性认定，从固化的原始财产金额转向现实的债务清偿实力或支付实力，从静态的、历史的、局部的资本观念转向动态的、现实的、整体的资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