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中共党史研究的宏观与微观视角应用反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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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课讲稿】中共党史研究的宏观与微观视角应用反思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及其方法应用，是海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受到广泛争议的话题之一。近年来，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这一问题的相关争鸣逐渐成为新的学术热点。虽然宏观视角的党史研究依然占据主流，但微观党史研究也处于快速发展期，以至于一些学者表达了对“碎片化”问题的担忧和回归“宏大叙事”“整体史”“大历史观”的倡议。对此，有学者也试图为微观研究“正名”，尝试以更具包容性的研究范式消弭二者之间的矛盾。伴随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正式确立，学科自觉或将使宏观和微观之辩迈向新的高度。本文不旨在说明宏观与微观视角孰者更佳，而仅对两种视角的应用进行反思，力求为这一讨

2、论提供新的生长点。一中共党史视阈下宏观与微观的张力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下，宏观与微观本就相得益彰，并不存在方法论层面的冲突。可是，这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实践中是很难做到的。从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属性来看，关于宏观与微观研究的争论和历史学宏大叙事结构的解体、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式微以及中国传统史学考据之风的复苏有着一定关系。更准确地说，有关宏观与微观讨论的上浮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党史学科实现自我突破的需要。首先，中共党史研究作为学术与政治的密集交会点，“宜粗不宜细”的政治要求和“眼睛向下”的学术关怀存在着较大张力。在百年中共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已然明确的情况下，微观研究除“为善者更添其善”之外，很容

3、易被视为“支流”甚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帮凶。同时，在主流党史的强大话语体系支配下，强调微观视角的党史研究者们不甘心被边缘化，继而转移到社会学、心理学、文学乃至地理学等学科阵地进行个案研究，从而倒逼主流党史吸收相关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营造宏观与微观视角对等的研究局面。然而，这样一套“整合与收编”的思路仍是理想化的，现实中的学科话语体系和学科边界并非短时间内能被改变的，而且即使发生改变也有可能矫枉过正。回顾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轨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的登场又何尝不是对中国传统史学考据之弊的一种反抗。美国学者德里克在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时谈道：“这种通过历史研究探求革命的正确策略的

4、持之不懈的努力，最迟到1933年，就已经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讨论与中国历史学中的其他潮流区别开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主流党史致力于推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其宏大叙事的一面被不断放大，作为其核心的历史解释反而日趋哲学化、公式化了。熟悉这一历史过程的宏观取向学者当然会担忧，一旦普遍提倡微观视角，学界势必将兴起一波新的“解构”风潮，使主流党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遭受打击。因此，微观视角的党史研究虽然有一定的进展，但宏观研究难以有所退让，宏观和微观的角力在党史研究中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与此同时，中共党史研究本身也具有独特的张力。一方面，中共党史研究的档案资料具有“既多又少”的特点：“多”是指由于中共党

5、史和中国古代史相比时代较晚，理论上讲相关史料留存应数量更多、种类更丰富、数字化程度更高；“少”是指由于与现实距离过近，部分档案未至解密期限或与时政关联较深，学者难以获得查阅机会。即使一些学者有幸得见部分档案，他们在公开发表中也难以使用这些资料。另一方面，中共党史处于“现在进行时”，客观上拥有大量的图像、视频和口述资料，然而学界对这类资料的发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党史领域的微观研究不仅是史料选择运用的理论问题，还是材料搜集整理的实证问题。这就使党史研究中的宏观和微观视角应用问题不仅仅限于历史学范畴内，而是扩展到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范畴之中。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宏观和

6、微观视角应用有哪些具体形式？这些应用形式与宏观和微观视角本身是什么关系？而这些关系是“恰当”的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误用”？笔者试从以下三组问题入手进行反思。二精英取向还是大众取向？宏观研究注重精英人物，微观研究注重大众特别是底层人物，这曾是历史研究的特征之一。从当代史学视角来看，将精英研究与宏观研究挂钩似乎是一件怪事。人物研究本就不是宏观研究的主要内容，而是微观研究的长项。然而，历史学最初主要侧重宏观层面的政治史研究，政治史的主角们又几乎都是精英。因此，精英史学和宏观史学存在较高的重合性，中国史学发展也呈现出这一特点。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底层人物的关注带来了微观史学的兴起。不仅唯物史观

7、格外强调人民大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后现代主义史学也特别关注下层人物的生命。例如，福柯认为对社会底层人、边缘人的关注是对抗以精英人物为主的宏大叙事的一种手段：“他们的生存灰暗平凡；不过，他们在某一刻也会倾注一腔热情，他们会为一次暴力，某种能量，一种过度的邪恶、粗鄙、卑贱、固执或厄运所激发这些生命本来想要身处暗夜，而且本来也应该留在那里。将它们从暗夜中解脱出来的正是它们与权力的一次遭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次撞击，对他们匆匆逝去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片纸只言。”事实上，微观史研究众多经典著作的写作核心，就在于通过聚焦宏大叙事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去解读当时的社会，进而发现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张力。在

8、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精英取向和大众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区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重要标准。“文化大革命”时期，种种原因，中共党史被写成了个人崇拜史和路线斗争史（两条路线、十次路线斗争），对中共党史的学术化造成了极大负面效果。诚然，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领袖人物作为人民群众的优秀代表自然是宏观历史进程的重要推动者。中国传统史学也几乎以精英人物生平体现历史发展，这对于党史编纂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将党史研究限定在政治史研究41域，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高度强调团结和纪律，以书写精英人物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研究和中共党史确实具有较高的契合度。中共十五大报告还特别指出：“一个世纪以

9、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窥见精英取向的党史叙事方式。虽然毛泽东曾提出：“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但随着时代的演进，将宏观历史进程与领袖人物“绑定”的政治判断对党史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中共党史不仅是一部政治史，更包含着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诸多方面。著名学者龚育之早就提出“研究党史不能仅限于政治斗争”，“不能把党的历史写成仅仅是党中央会议和文件的历史，仅仅是领导人讲话和活动的历史”等观点。长期从事近代中国城市

10、史、社会史研究的王笛也曾就此谈到：“过去我们研究历史，钟情于宏观历史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因此，整个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帝王将相、英雄和知识精英的历史，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写他们，才能建构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在这种情形下，“微观研究的意义在于，能够把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更广义层次而提供个案分析，其不仅能丰富我们的地方知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理解”。王笛本人对成都茶馆和社会底层人员的研究堪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见微知著的范例。实际上，宏观研究的精英取向是指以精英人物为主线书写宏大历史过程，而非以深入研究精英人物为己任。精英人物研究恰恰是微观领域党

11、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例如，美国学者萧邦奇著的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一书，以1916-1928年的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通过描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沈定一（玄庐）在三个不同场域（上海、杭州、衙前）进行不同的活动，剖析他由此形成的复杂个人身份和社会网络，揭示个人在其日常生活中的细小抉择对历史形成的巨大作用。又如，黄道炫近年基于心灵史和日常生活史视角，对应修人、瞿秋白、惨代英、喻世长等人物进行的深刻剖析都堪称典范之作。再如，唐宝林的陈独秀研究、陈铁健的瞿秋白研究、杨奎松的毛泽东研究、傅高义的邓小平研究以及众多海外中共党史人物研究，都是微观研究精英取向的良好例证。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从微观入

12、手研究中国的海外学者们后来都转向了宏观研究，如杜赞奇从华北农村转向民族国家研究，孔飞力从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到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等等。当学者们把视野放在民众、日常、村口、街头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之中。总之，精英和大众本就是相互依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研究对象，不应该也不可能受宏观或微观视角单方面的支配。近年来，在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影响下的“新革命史”研究倡导从社会大众视角重新描绘中国革命的宏观进程，不失为一部分党史学者为消除宏观与精英、微观与大众“绑定”关系的有益尝试。三、普遍事件还是特殊事件？宏观研究注重对普遍事件的归纳和总结，微观研究注重

13、对特殊事件的探索和发现，微观研究所提供的反例甚至可以颠覆宏观研究的结论，这一承袭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似乎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项共识。英国学者卡尔波普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证伪主义”，即“科学中的可接受性并不取决于任何真理代用品之类的东西，而是取决于检验的严格”。在历史科学场域中，“并不是所有的微观史家都关注典型性。相反，之所以选择某个个案进行研究，可能恰恰是因为它属于特例，可以展示社会机制如何失效”。然而，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特别是政治史、人物史研究领域并不承认“证伪主义”。从中共党史研究的现实政治性出发，以个别历史事实的“异”去解构宏大历史叙事中的“同”是不可取的，“黑天鹅原则”是

14、无法适用的。毛泽东早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就提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这一要求便是中共党史研究政治性的直接体现。践行微观方法的国内相关研究者要想真正使自己的研究“入主流”，就必须恪守这一基本准则。但我们也不能轻易地否定特殊事件的客观存在。例如，瞿秋白临终前创作的多余的话一文充满了悲观、消沉的情绪，长期以来中共党内和社会各界同情瞿秋白的人士大抵都说它是经过国民党篡改甚至编造的伪作。而一些学者在综合各方材料和对照瞿秋白本人的写作风格后，基本可以判断出多余的话确实是瞿秋白真迹。一个平日素

15、有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的党的领导人，在生命的最后对自己的一生所作出的判断，看似不合道理，却又十分符合瞿秋白充满偶然性与悲剧性的人生经历和党自大革命以来几经转折的曲折命运。又如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时期，有学者提出应在“宏观上否定，微观上细致分析”。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内乱，堪称十年浩劫，必须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但我们要在细节上反思“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发生、发展到如此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这十年间我国在科学技术、医药卫生、环境保护等领域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些都呼唤微观研究的登场。萧邦奇曾谈道：“一个根本的现实是，历史的意义存在于个别之中，存在于具体之中。历史学家的

16、研究规模越往高处走，超越了村庄、家族或者家庭，上升到了县、省、区域以及省之外的地方，他要掩盖的东西就越多，他要掩藏的本应得到解释的现实也就越多。”从这层意义上讲，党史研究应做到“求同存异”，以微观叙事为宏观叙事增添真实性、生动性。需要注意的是，普遍事件与特殊事件之间本就具有相对性，不能完全代表宏观或微观研究视角。例如，在应星著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书的描述中，相对于平静的日常生活而言，上访的生活是一种异常；而上访生活的背后，还存在更深的异常，相较之下上访反倒成了一种正常。正文与注释的夹叙夹议、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使“常”与“异”的碰撞在此书中得到了较为深刻的呈现。又如，在高王凌著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

17、“反行为”调查一书中，所谓“反行为”之“反本身就意味着农民行为的特殊性，但“行为”二字又说明这些特殊事件已经在宏观层面上达到了一定规模。一方面，从个案理解整体，从整体找寻个案，才能更好地平衡一般性与特殊性、代表性与典型性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普遍与特殊的复杂关系亦体现出宏观与微观的相对性。例如，党史人物研究本身可粗可细，人物宏观研究主要涉及其生平大事或重大贡献，微观研究则更多关注其日常生活方面的内容；而相对于党史宏大叙事体系而言，重要41袖（精英）人物史研究尚且还好，普通百姓（大众）生命史研究就显得相当微观了。总的来说，通过异态理解常态，通过边缘触碰中心，通过事变理解日常，研究才能还历史以应有

18、的丰度和厚度。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对研究者之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注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我们也不能教条式地框定何为“普遍”或“特殊”，恰恰是二者在研究视角的转变下的不断换位，才能弥补从单一视角出发的缺陷。这也正是反思性历史研究所追求的从“化奇特为熟悉“（tomakestrangefami1.iar）到“化熟悉为奇特”(tomakefamiIiarstrange)的研究路径。四、理论探讨还是田野实践？包括中共党史研究在内，几乎任何一项具有鲜明当代性的研究如果仅被学者们从理论上高谈阔论，往往被认为是空泛的、“宏观”的，而从实践角度讨论，则是“微观”的、具体的。前一种认知的形

19、成是党史研究和现实政治高度关联所致，主要表现为“口号化”研究和“不着边际的论证”；而后一种认知则与社会科学对党史研究的介入有很大关系。中共党史研究的当代性赋予了其实践特征，也给予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以田野方式介入党史研究的机会。例如，政治学出身的美国学者裴宜理为了写作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一书，曾于20042009年间多次前往安源进行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核心史料、档案资料和访谈材料。又如，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原本是一部人类学著作，却被党史研究者们视为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必读书目。究其原因，是因为该书以作者和村支书大量的访谈和对话为主体，整个研究建立在扎实的材

20、料基础上，深刻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东南沿海地区乡村变化的历程。再如，美国学者贺萧著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一书用历时15年收集的口述史资料，向读者描述了陕西省某农村的72位老年妇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生变迁。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意外的圣地：陕甘革命的起源也同样具有上述特点。这些基于田野实践的微观研究，获得了党史学界的极大关注，大批青年学者纷纷效仿。但海外对此也早已有过相关质疑。如果加以仔细推敲，目前基于田野实践的微观党史研究仍逃不出“余吉构松散，建构的理论无法普遍化，案例选择有偏差，研究设计不正式且毫无章法，经验证据的作用微弱（过多的变量和过少的案例），结论主观，不可复制且犯有因果

21、决定论”的窠臼。没有科学严谨的方法应用和见微知著的学术自觉，微观研究就会沦为历史的“碎片”或“边角料”而褪去色彩。事实上，宏观视角不应是理论的空谈，宏观研究中也有对理论的深入探讨。例如，美国学者斯考切波所著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一书虽然在具体史实上略有细漏，但其立足比较历史社会学和结构视角对中国革命的分析，体现出深厚的历史洞见和理论价值。又如，杨奎松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书，没有流于一般的史实罗列，而是以深邃的思考全面地呈现了复杂曲折的历史演进过程，从理论探索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变化。再如，萧冬连著箪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也以丰富

22、的史料和生动的历史细节，回应了社会主义理论与新中国建设的碰撞、适应和转折，成为党史国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此外，中共思想史相关研究著作中也存在大量优秀范例，在此不作枚举。当然，宏观研究中也不乏田野实践。宏观研究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跨案例的实践研究。相比于微观个案研究，宏观研究需要数量更加充足、类型更加多元的样本，而且需要艺术的、富有洞见的方法论思考，对研究者学术功力要求较高。黄宗智著“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本便是这类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研究中的杰出代表，对中共党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五、余论在成为一种学术方法上的特别追求之前，宏观和微观视角首先是生活实践中的基本常识。无论宏观还

23、是微观终究都只是一种手段，而绝非党史研究的窍门或利器。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迷信一种理论、方法或范式，陷入“唯方法论主义”都是危险的。举例而言，要想超越宏观和微观之争，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进行理论上的调和，“中层理论”在此背景下便应运而生。由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中层理论”介于微观与宏观之间，强调有一定范围但又不过于宏大的研究对象，其理论构想十分完美，但其泛化到中国研究上造就的众多“区域化”研究则备受诟病。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论及历史学方法论与实践之间关系时曾总结道:“方法论始终只能是对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手段的反思；明确意识到这种方法论几乎不是富有成效的工作的前提条件如果方法论的研究一一这自然也是

24、他的意图一一能够在某一点上直接有助于历史学家的实践，那么这恰恰在于它使他能够不被那些用哲学妙语道出的一知半解牵着鼻子走。只有通过阐明和解决实在的问题，科学才有基础，它的方法才能继续发展。”梁启超也曾提出读史有两种方法，一是“鸟瞰式”，即“飞机式的读史方法”；二是“解剖式”，即“显微镜式的读史方法”。“实际上，单有鸟瞰，没有解剖，不能有圆满的结果。单有解剖，没有鸟瞰，亦不能得良好的路径。二者不可偏废。”于党史研究而言，这些方法理念都对宏观和微观视角的应用有很大启示。无论微观研究的“以小见大”和宏观研究的“举重若轻”达到何种程度，都应当一切从实际出发，避免产生路径依赖。宏观和微观视角都有着彼此难以

25、替代的价值。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指出社会学的三类认知偏见：社会性偏见、学术场域偏见和唯智主义偏见(inte1.1.ectua1.istbias)。他认为第三种偏见最为显著、最具歪曲性，甚至可能使人们完全忽视实践逻辑。这一判断对于中共党史研究也有着警示作用。虽然，矫枉难免过正，但我们也要注意不能厚此薄彼，站在宏观研究的立场上批判微观研究“碎片化”“历史虚无主义”，或站在微观研究的立场上指责宏观研究“僵化”“教条化”。“整体”本就由若干“碎片”所组成，“碎片化”的微观研究也无法逃离千篇一律的指控。任何一种具体的方法都是有限度、有危险的，也唯其如此，才能展示出它真正的力量。随着中共党史党建正式成为一级学科，从事相关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们都愈发清楚宏观与微观是不可或缺的视角，然而仍在学术实践中进行着的宏观与微观的交锋，正说明了实现二者融合与平衡的困难与挑战。反思并不意味着推翻，而是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使人们对现在有更充分的了解，进而更好地走向未来。对于广大研究者而言，只有立足真问题，在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同时兼采中外各派史学理论之长，在“求真”的基础上“求解在“求实”的基础上“求是”，宏观与微观视角才能相得益彰，中共党史研究才能达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