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民族复兴话语体系的基本维度和建设原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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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党史学民族复兴话语体系的基本维度和建设原则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是中共党史研究者使用特定语言符号（概念、范畴、表述等），并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和言说方式来表达和建构某种观念信息的体系性话语、体系化表达。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关于中共党史的论述中明确揭示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的主题，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民族复兴导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围绕民族复兴的历史主题，建设中共党史学的民族复兴话语体系，是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建设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目前学界对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已经作出基本阐释，明确了建设原则、重点等基础性问题，指出了创新话语体系的一些具体路径，特别是已有研究者对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的

2、建设问题进行了阐述。本文拟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对建设中共党史学的民族复兴话语体系的内在维度进行探讨，探求民族复兴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一民族复兴话语体系的内容维度：作为标识概念的民族复兴概念是话语体系中最基本的单位，话语体系的建构往往是从话语内容，也就是概念、范畴、术语等语言符号的建立开始。恩格斯有言：“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因此，习近平在论述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时，首先就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建设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应首先从中共党史学话语内

3、容的提炼入手。当然，中共党史学的话语内容是繁多的，若想“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总结到位，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中共党史学的话语内容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系统的，我们可以先从话语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入手，再展开对其他内容的总结。当前，什么概念能够充分体现中共党史研究的特点，在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中起到标志性、统摄性作用呢？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七一”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论断不仅清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的主题，还为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指

4、引。可以说，民族复兴的概念就是当前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的标识性学术概念。民族复兴概念的内涵和本质，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概念体现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时代导向，有助于体现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大创新意义。从学界围绕民族复兴与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的探讨中可以发现，以民族复兴作为当前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的标识概念，不仅是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贯彻习近平有关论述的任务和要求，也是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提炼和升华。如何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标识性作用？德IS概念史学家科塞雷克的研究可以提供启发。他强调，要把“基本概念(GrUndbegriffe)作为概念史的研究对象，并明晰了“基本概念”的定义：“与一般概

5、念不同，基本概念是政治和社会语汇中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概念”，是一切政治行动、社会惯习生发和存在不可或缺的、“最起码的”要素，“连通各种经验和期待，从而成为相关时代最迫切的焦点问题”。由此可知，科塞雷克提出的“基本概念”，是能够反映并牵引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概念，不仅指称事实状况，还为分析过去提供了可能。因此，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标识性作用，其实就是理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是如何反映并引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的。总结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独立，领导中国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富强，领导

6、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民族复兴奠定了生产力基础、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振兴，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体制基础和物质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复兴，领导中国人民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接续奋斗，为民族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尽管民族复兴的表述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但民族复兴的目标指向始终如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反映中共党史的特定概念

7、，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下得到讨论和反映。这样，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主题和主线的高度凝练，民族复兴概念将中共党史学的其他概念、范畴和表述统一起来，所有的话语都围绕这一标识概念而发散。在习近平关于中共党史的论述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等等。这也与科塞雷克关于“基本概念”的另一段陈述吻合：”尽管基本概念总是在话语中铺陈的，但它们是话语的核心，所有的论证都围绕它们展开为了表达所谈论的东西，一种话语需要基本概念。”二民族复兴话语体系的形式维度：作为叙述方式的

8、民族复兴话语体系是一个具有层次性的整体系统。从组成要素看，话语体系是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的集合体，一定概念、范畴和表述,按照某种表达方式组合起来，就形成了话语体系。以民族复兴作为新时代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的标识性概念，解决了话语内容建设的问题。内容决定形式，要解决话语方式建设的问题，就要在中共党史研究实践中围绕民族复兴来叙述和表达党史，构建民族复兴的党史叙事方式。必须指出，话语体系中的叙事方式是研究理论在形式上的表现，没有思想内涵的话语体系建构，实际上只是人为的概念游戏。因此，对中共党史叙事方式的整理和创新应当在整理总结中共党史研究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的基础上，与中共党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结合

9、起来进行，从而探索出与中共党史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发展“同频共振”的中共党史叙述方式，实现中共党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的一体化发展。中共党史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分析范式，当属以革命为中心的分析范式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分析范式。有研究者认为，在既往党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居于主导地位，现代化范式则试图打破革命史框架的长期统治地位，从另一个角度叙述和研究中共党史。这两种范式各有其叙事逻辑和合理性，但都存在一定偏颇和局限，都无法完整准确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部内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不少学者对中共党史的分析框架进行了自主探究，试图构建新的党史分析范式。如有学者提出了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0、为中共党史发展主线和核心内容的“生产力”范式，认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始终，一切其他活动都以此为中心并为之服务”，进而调整中共党史的内容、体系，使中共党史学的研究体系和研究重点体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核心内容。还有学者提出了“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也就是“回归学术的革命史”。这些新分析范式的提出，大大拓展了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和方向，同时也丰富了中共党史的叙述方式，但其解释力的广度和深度，还需进一步检验。进入新时代，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线的分析范式兴起，有学者称之为“中华民族复兴史”范式。以民

11、族复兴为主线的党史分析范式，是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贯穿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全部过程中，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历史主线呈现中国共产党历史，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轴阐述和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重要文献及其他相关内容。“七一”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都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置于中华民族发展和复兴的历史视域进行叙述和评价，采取了中华民族伟大徨兴的分析框架和阐释思路。在以民族复兴为主线的党史分析框架指导下，构建以民族复兴为核心的党史叙述方式，不仅可以实现对以往话语体系的创新，还能有效回应新时代对中共党史叙述方式创新的

12、要求。第三个历史决议，是采用“中华民族复兴史”范式阐述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典范之作，也是运用民族复兴的叙述方式创新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的标志性作品。第三个历史决议根据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主题，具体阐释了中共党史四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历史实践、历史成就和历史意义。从第三个历史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叙述来看，第三个历史决议更加重视体现中国共产党在改变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影响力，把百年历史放在中华民族发展和复兴的高度来言说，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卓越贡献，彰显了民族复兴作为历史叙事方式的魅力。从这点而论，把民族复兴叙事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叙述结合起来的民族复兴叙述方式，能够突破以

13、往“革命”和“现代化”的二元历史叙事，把“革命”和“现代化”的叙述方式统一在民族复兴的主题之下，避免了割裂叙述中共党史的错误倾向，从而更好完成“明晰历史主线、评定重大事件、总结历史成就、凝练历史经验”等话语体系建构的具体任务，成为当前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创新发展的方向。三民族复兴话语体系的建设原则：政治性、实证性、包容性主体性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复杂、系统的长期性工程，虽然围绕民族复兴进行建设的方向已经明确，但其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充实和提炼。当然，在形成其基本内容以前，首先应当明确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话语体系是体系化的话语，必须依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进行构建，没有建设的原则和标准，话语体

14、系建设就可能偏离基本方向、失去着力点，难以实现体系化的要求。基于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及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的建设现状，把民族复兴融入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建设、实现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的创新，需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第一，政治性原则。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并非纯粹的语言符号更替或言说方式改变，其本质上是中共党史研究实践与指导研究的意识形态进行互动的外化产物，包含着建设主体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中共党史学是非常注重党性、政治性的学科，“党史姓党”是坚定不移的发展原则，“资政育人”是与生俱来的重要功能。因此，在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鲜明的政治性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

15、高度的党性自觉建设话语体系，实现弘扬党的历史性成就与贡献的学科使命。具体而言，就是要在话语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以自觉的大历史观意识为导引，在既有中共党史研究实践的成果之上提炼和打造一批“将政治考量作为首要、以资政育人为旨归”，同时以史实为基、更好阐释党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所起关键作用的新概念、新表述，充分体现党的历史奋斗和历史创造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关键意义。这就能够与其他一些体现个人价值旨归和治学偏好的中共党史研究话语体系有了本质性、原则性的差别，在保证政治性原则的同时既有继承性、稳定性，又有时代性、创新性，贯通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历史,能够充分体现民族复兴话语体系的政治

16、自信和政治自觉。第二，实证性原则。马克思曾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话语体系的建设，必须建立在扎实牢靠的实证研究之上。由于话语具有实践性和开放性，真正意义上的话语体系建设不可能是表面的、纯粹形式的语义学或术语学的议题，而应具有“实体性”的内容，也就是具有实证研究的支撑，否则话语体系就会失去解释力和影响力。参考历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可知，历史学的话语体系也不是由空洞的概念或口号所构成的，其基础都是得到学界承认、推重和效法的实证研究，最终成为话语体系标志的概念、范畴、表述，往往是对相关实证研究加以

17、“概念化”的产物。作为话语体系的实力支撑，只有在中共党史学学术体系提出了围绕民族复兴与中共党史的一系列独特见解和观点的基础上，民族复兴话语体系才能拥有坚实的学术保障。因此，在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应把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推进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历程作为研究的重点，讲清楚中国共产党具体历史实践与实现民族复兴的关联，从而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贯彻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始终，产生一批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之上实现民族复兴话语体系的建设。必须注意，在研究中不能要求，也无法把所有研究内容都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起来。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都直接或间接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

18、关，但如果对研究内容不加以具体分析就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而不进行进一步的具体研究，就可能变为空洞的文字游戏，民族复兴也会变成一种教条式的套话，反而降低了这一历史主题的重要程度。正如在概念史研究中必须注意“必须将历史学概念历史化”的问题一样，研究者切忌犯“非历史主义”或“时代误置”的谬误，否则“推论出的只能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察”。相反，如果在研究中完全忽视实现民族复兴的导向，又会导致研究者转向琐碎细密的“乾嘉学派”式考辨进路，陷入具体的历史材料中无法自拔，缺乏宏观的视野。研究者应当自觉避免“套语化”和“碎片化”的趋向，做到张弛有度。第三，包容性原则。中共党史的各种话语体系之间不应该是“非此即彼”

19、的排他性、否定性关系，而应是一种包容性、并存性的关系。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多面相的，一种话语体系只能较好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某一方面，并不存在能够统领一切的话语体系。因此，建设民族复兴话语体系时应当避免“以此代彼”的极化思维，包容其他话语体系，实现与革命话语体系、现代化话语体系等不同话语体系的并存。美国历史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在分析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各种范式时提出，一种可行的研究范式应“以最具包容性的方式解说过去”，“新范式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的解释更具有包容性”。民族复兴话语体系的建设过程也应采取类似的包容态度，充分吸收革命话语体系、现代化话语体系及其他话语体系之长，并在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流

20、和本质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有理，不同的视角都有助于更加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性质、特征和意义，不同的话语都有助于更完整表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而民族复兴话语体系将为中共党史“增添一维立意更宏远、内容更丰富、时代认知更鲜明的历史叙事”。第四，主体性原则。话语即人的言说，当然具有“人”的主体性。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的主体，应当是传统或主流党史学研究者，特别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的学者。如果不明确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主体，就可能面临主体缺位、失位的问题，造成话语权的丧失。在中共党史研究实践中，海外史家对中共党史研究的介入、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共党史研究

21、的介入，影响了由谁来书写中共党史的“历史话语权”和采用什么方法、技艺、规范来书写中共党史的“史学话语权”，造成了传统党史学界的“话语权焦虑”。缓解这种“话语权焦虑”，首先要明确话语体系的建设主体，坚持主体地位，防止主体缺位、失位；同时要针对“话语权焦虑”的来源，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海外党史研究成果带来的“话语权焦虑”，主要体现在话语体系不对称，进而制约着内地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交流推广。为了争取对外交流的话语权，就要在话语体系建设中坚持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能与国际社会开展有效对话的导向，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牢固确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研究也在

22、中国”的话语地位，在学习借鉴海外研究话语的同时保持主体清醒，在学术交流中保持高度的话语自信，从而使内地党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及其所使用的话语能够为海外受众所理解和接受。民族复兴本身就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民族复兴话语体系在体现中国特色、历史渊源、政党特性方面，较革命话语体系和现代化话语体系更具有优势。其他社科理论介入带来的“话语权焦虑”，是一倜更为复杂的问题。中共党史研究是开放的，并不拒绝多学科整合研究的路向，通过吸收、借鉴和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研究理论与方法，能够不断获得新的研究视角，从而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探讨与阐释。党史学界运用其他社科理论来研究党史，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以中共党史

23、为基础来深化对理论的研究，成为近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流行趋势。但问题在于，缺乏对理论的批判性梳理和质疑，就简单地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直接挪用于中共党史研究，由此产生的隐患不言而喻：由于不同学科之间思维风格和研究旨趣等存在较大区别，直接套用理论的后果，就是忽略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的行动逻辑和方向。正如有研究者在批评借用福柯的“权力规训I”理论研究延安时期大生产运动时指出的,“这一分析模式立论的前提是把政党放到了社会的对立面，强烈的价值预设必然影响叙事的客观性，同时，当权力控制成为文本分析的核心概念时，至少遮掩了大生产运动的实践逻辑”。与此同时，把中共党史视为理论的“接受者”而非“生产者”，不加反思地

24、直接把理论运用到中共党史研究中，其结果是把中共党史变成了某种理论的注解和例证，从而可能导致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的独特性逐渐丧失，话语权自然会发生转移。如何在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汇聚的背景下保持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的学科独特性？民族复兴话语体系更能突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但这一话语体系能否解决保持学科独特性的问题，仍需进一步实证研究的检验。立足于新时代，以民族复兴为导向创新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需要深入反思传统话语体系带来的问题，系统提炼和运用以民族复兴为核心的党史话语内容，形成民族复兴的话语表达方式，构建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符合中共党史学学科规范的话语体系。同样，这也是推进中共党史研究更加科学化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