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中共农民宣传动员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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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中国初期中共农民宣传动员研究【摘要】新中IS初期,中国共产党尝试借助农业合作化完成对乡村社会和农民思想的重塑。20世纪50年代的京郊农业合作化,为了解中共的农民动员实况提供了具体例证。合作化之初,农民群众普遍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不清,在农业生产中存在较强的保守心理,甚至对集体化生产心存疑虑和不习惯,然而在中共成功的宣传动员下,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认同了中共农业合作化政策,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整体而言,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动员工作经历了由思想洗礼再到动员起来的过程,不仅反映了彼时的党群干群关系,而且提供了理解中共宣传动员何以成功的重要线索。【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农民心理;农业
2、合作化;政治动员;农民认同宣传动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推进政治目标、实现农民认同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新中国初期,中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旨在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导个体农户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发展道路。彼时,作为首都的北京率先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在高潮的最前面”,其经验不仅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下对全国各地具有“示范作用”,而且也为了解中共的农民动员实况提供了例证。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动因、曲折过程、绩效评估等方面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始终束缚于“决策一结果”的叙事窠臼。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照北京地方档案文献,尝试将研究
3、视阈下移,聚焦于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动员问题,深入剖析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在中共宣传动员下的转变过程,一方面试图在比较互动中揭示这段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重面向性,另一方面则是分析彼时中共的农业合作化理念是否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创新。一农民群众的主要社会心理在合作化运动早期,京郊农民群众普遍对互助合作和社会主义认识不清,甚至心存疑虑,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不同阶层的农民存在明显的认识差异,大多数贫、雇农盼望社会主义和合作化,大多数中农更多是一种观望不决的状态,而富农和富裕中农则害怕社会主义和合作化的到来;第二,强烈的土地私有观念,使农民群众对集体化的农业生产道路信心不足、心存怀疑,甚至不习惯集体
4、化的农业生产方式;第三,由于京郊农民群众在农业生产上的保守思想根深蒂固,很多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都极具难度。(一)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差异在封建小农经济的长期发展中,农民群众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对绝对平均主义有着追求与向往,而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宣传相对较少。1950年春季,京郊农村地区就已经开始推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然而,对于刚通过土地改革分到若干土地的京郊农民群众而言,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普遍是模糊不清的。但具体来看,不同的农民阶层又有着不尽相同的认知。第一,贫、雇农间存有的“盼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在京
5、郊早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广大贫、雇农既是积极拥护者,又是最大的受益人,他们不仅从经济上翻了身,政治地位也得到相应提高,他们对中共心存感激;另一方面,由于京郊地区的自然灾害,加之贫、雇农生产资料缺乏。所以,当京郊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向其宣传走合作化道路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积极拥护。如石景山区的一位贫农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好,为什么不入社呢?”肖家河的贫农王守仁说:“过去找不到牲口耕地、拉粪,种地真困难,现在参加了互助组,谁家牲口闲,抓起来就使。”四王府一位60多岁的老贫农说道:”共产党领导我们穷人翻了身,我就是杵着拐也要进入社会主义,什么时候开始入社呢,我们全家一定都入社。”再有丰台区东河沿村的郭
6、老太太,在土地改革以前她靠给地主家打长工糊口,见到组织起来的好处后,她说道:“合作社真是干不完的活,吃不完的饭,不叫入社可不行!”但在过渡至社会主义社会路径的认知方面,大多数贫、雇农模糊不清,他们中有的人认为,“听毛主席的话准错不了,用不了几年就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还有的人认为,“社会主义不再是遥遥无期而是指日可待”。第二,大多数中农存在的“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共的农村革命话语叙述中,中农一直都是重点团结对象,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或多或少地损害部分中农的既得利益。因此,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初始阶段,大多数中农持有一种观望态度。这种现象在当年的京郊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如丰台区小屯乡中农王贯说:
7、“互助组与合作社好是好,我没加入生产合作社,但秋后粮食也没少打,只要风调雨顺,照样也能把日子过好。”有的中农害怕被贫农揩油,舍不得家里的私有财产入社,在入社以前变卖自己家中的农业生产资料,如中农刘凤成说:“我把五亩国有地入农庄,但是五亩私有地待卖掉把钱寄给母亲。”还有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较为怀疑,他们存在“随众不随一”的心理,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大伙参加我也参加。1952年,南苑区姜场村在试办集体农庄前对当地农民群众进行调查,结果大多数中农表示“希望看一年明年大伙再参加”。这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京郊农村地区中农群体对办合作社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心存疑虑。第三,富农和富裕中农的“怕社会主义”思想。19
8、50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保存农村地区既有的富农经济”,而后全国各地进行了相应的宣传报道。是时,京郊农村地区刚开始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但大部分富农和富裕中农是“武大郎服毒,能折腾一会算一会”,少数富农和富裕中农表面上积极拥护互助合作,私下却向其他人鼓吹单干的好处,他们害怕社会主义的加速到来。因为,在当时他们具有生产资料上的优势,劳动力充足,认为“只要入了社会主义社,生产资料就要被无偿共产”,存在消极生产的思想。据海淀区统计,东北旺乡有多户富农消极生产、变卖耕地,翻新和添置大量新的房屋,双槐树等4个乡的富农共卖出暖洞子140余间。除此之外,由于北京市委、市政府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
9、中严格限制富农、地主入社,同时阻断他们雇工生产的来路。因此,少数富农勾结当地地主,散布社会主义和农业合作社的谣言,破坏互助合作运动。如海淀区罗道庄富农齐林造谣说,“苏联集体农庄死了好多人”,“苏联电影是假的”,只要入了社就失去人身自由。这在当地农民群众中产生消极影响。总体而言,在当时的农村许多群众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前途不甚清楚,思想认识上较为混乱,甚至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和宣传员在宣传教育中也存在类似的错误认知。例如,田村乡的宣传员说:“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社会主义用不了几年就能实现了。”京西矿区的一个乡党支部书记向积极分子谈道:“社会主义好,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10、大家都是一家人”。类似错误的宣传教育加剧了京郊农民群众思想认识上的混乱,而这些在后期的宣传动员中得以纠正。(二)对集体化生产的怀疑与不习惯京郊农民群众在合作化进程中一度对集体化生产产生较大疑虑,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几千年来,广大农民群众习惯于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模式,对土地等少量仅有的生产资料极为珍视,具有很深的土地私有观念。土地改革运动后,京郊农民群众分到了若干土地,他们渴望通过自身的努力积极生产,摆脱贫苦;然而,农业集体化生产意味著他们将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只是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另一方面,京郊农民群众也受到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家庭生产的影响,他们具有较强的
11、家族与地域意识,对于“外人”相对较为排斥,认为农业集体化把很多家庭组织在一起劳动,这样不仅搞不好生产,而且容易产生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与摩擦,影响当地农民群众之间的团结。如部分群众表示:“还闹分家,看他们吧,土地入股也就是一季。”这种疑虑不仅反映出京郊农民群众强烈的私有观念,而且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更多表现为“怕吃亏”。具体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情况:第一,那些家里田多劳动力多的农户认为,“自己单干也照样可以丰产,又何必参加集体化生产呢”;第二,那些地多劳动力少的家庭认为,“如果完全按照按劳分配的话,我们肯定要吃大亏”;第三,那些地少劳动力多的家庭怕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无事可做,会降低自身的收入。
12、除此之外,京郊农民群众一开始对于农具、耕畜等折价入社也存在疑虑。还有的农民群众由于在入社后长期拿不到分红,干工作也不积极,消极生产混日子。东郊区的一位中下农李XX在田间休息时抱怨道:“什么集体生产好,我看不见得,现在是人财两空。”单干习惯导致很多农民不适应集体化的生产模式。京西矿区稻地乡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总结中写道:很多农民反映,“加入集体生产,凡事都要请假,不然就扣工分,太不自由”。同时期,海淀区调查显示:其一,当地的农民群众普遍担心入社以后失去人身自由,集体劳动会导致休息时间减少;其二,他们担心吃饭、吃菜、零花钱等受到限制,物质经济上不自由;其三,当地一些农户担心家里的劳动力都去集体劳
13、动,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没人照看。如海淀区青龙桥的贫农徐X义,在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后说道:“没入社以前是白天生产,现在是白天生产夜夜开会,还让不让人休息了。”(三)农业生产中存在较强的保守思想长期以来,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农民群众具有较强的保守思想,不敢轻易做出尝试与改变。从这一点来看,农民群众是旧的生产方式的坚定维护者,京郊农村地区的农民群众也不例外。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每当基层干部和宣传员在宣传互助合作运动的生产优势时,总有大批的农民群众不太相信。1951年,全国旱地棉花丰产模范高顺起,每亩丰产棉平均产425.5斤。当时住在南苑区瑞和庄村的他在宣布丰产棉的产量后,瑞和庄村有很多保守的农民都不相信
14、,就连共产党员盛会忠也说:“甭说别人就是我也不相信高顺起的产量。”村政府委员宋玉廷也喊着:“不查实了,凭两片嘴一说可不成。”后来,南苑区的区干部和村干部去量高顺起的棉田,有的到供销合作社去查账,证明高顺起每亩产棉量是事实,他们在向农民群众详细解释后,仍有农民群众用不相信的语气说:“我家种了几辈子地,也没听说过每亩地收这么多的棉花。”他们要查看第二年的生产情况,直到1952年高顺起的棉花产量再次达标丰产,当地农民群众争相参观高顺起的棉田,学习其种植技术,并继续推选他为全村的农业劳动模范。此外,在京郊农村地区,对于广大农民群众而言,种好地、取得好收成才是最重要的,这不仅关系到他们的生存问题,而且也
15、会影响到他们今后在当地的地位。当时农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代代相传的耕作技术与生产经验,因此他们对于互助组和合作社推广的先进生产技术往往是排斥或有疑虑的。为了推广先进经验,就必须用事实来打破农民的保守心理。韩启铎是南苑区槐房村青年团支部书记,从1950年起就开始担任村里的技术学员。据他回忆,在推行除治病虫害的技术时,实验容易,见效也快,村民容易接受。但是在推行积尿肥时,却总是没人相信。村民们一听说“尿”字,就摇头说,“有碱,使不得”。农民李保全还讽刺地说:“我们家茅厕两旁尽是尿,也不长庄稼。”后来韩启铎带头实验,通过用尿肥种植菠菜并取得丰产。事实是最好的说明,村民们在看到施尿肥的效果后,都自动积起
16、尿肥来,而且还到处去买尿肥。总体而言,京郊农民群众在农业生产上的保守思想与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基本一致,大多数村民还是按照以前固有的生产经验进行农业生产。因此,克服京郊农民群众的保守思想是合作化运动中宣传动员的重要内容之一。二思想洗礼:从“告别昨天”走向“明天更好”与之前的土地改革相比,农业合作化运动本质上是对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对此,习惯于小农生产的大多数京郊农民群众在思想上普遍还未做好相应准备。要最大程度地宣传动员京郊农民群众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首先就需要打通他们的思想关。北京市委和市委宣传部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分别以“昨天”“今天”“明天”为重要抓手,对京郊农民群众进行思想上
17、的洗礼,引导其积极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一)通过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的激发,使京郊农民群众重新“认识自己”在京郊土地改革运动中,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诉苦、算账等方式对地主阶级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不仅激发自身的阶级觉悟,也提高了自身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大多数农民群众更为关心的是农业生产问题,模糊了自身的阶级意识。这种想法在当时的京郊农村地区较为普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依靠贫农这一点上,很多区、乡干部还不甚明确。少数干部甚至认为“贫农也不见得全可依靠”,因为他们一无生产资料、二无“生产经验”、三无文化,因而不注意培养、选拔贫农去担任社的主要干部,大多选拔生产
18、资料多、有“生产经验”、能说会道、能写会算的中农担任社的领导干部。如京西矿区牛战村在入社牲口评价时,因中农互相抬价,竟高出市价一倍,使贫农吃了亏。有的合作社存在嫌贫爱富、不愿吸收贫农入社的倾向。如石景山区鲁谷、衙门口和东郊七棵3个乡的下中农入社户数虽然已占社员总户数84%,但是入社的贫农只占该乡贫农户数的48.9%o二是团结中农工作做得不够好。1953年冬,海淀区东冉村由李玉侠(中农)牵头、联合16户农民(其中包括互助组)办起一个初级社。但因为李玉侠本人出身中农,有的办社干部认为“中农有动摇性,怕由他领导办社,兔子尾巴长不了”,“只有贫农才是办社的中坚”。因此,开始时未予批准。三是由于部分干部
19、思想混乱,存在地主富晨混入互助合作组织的现象。13区东北旺孙长海组有一地主劳动力只顶农民的1/3,但他也和别人一工顶一工,组员孙长和不愿吃亏,要求退组单干;12区鹿圈村青年团员崔文海竟因过去和地主“互助”而模糊阶级意识,认为“现在不好意思不和地主互助”。上述情况引起北京市委密切关注。1954年,北京市委要求相关宣传部门在京郊农村的宣传动员中务必加强对“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逐步消灭富农”的宣传。与此同时,为贯彻好北京市委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阶级政策,北京市委宣传部在给下乡宣传的宣传员和基层党委的宣传材料中做了详细说明:其一,树立贫农(包括新中农)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积极吸收他们参与社的经营、管
20、理,激发其政治热情;贫农(包括新中农)在生产上大多是困难的,要从经济上为其提供相应帮助。例如由人民银行、信用合作社等机构发放专项贷款和“贫农合作基金”;此外,在发展入党积极分子时,优先培养、考察互助合作运动中的贫农(包括新中农)积极分子,从组织上保障其合法权益。其二,团结中农,加强贫农、中农之间的团结教育,克服中农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动摇性;针对中农入社怕被占便宜、“揩油”的心理,通过增产事实向持观望态度的中农展现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不但不会减产减收,反而普遍做到增产增收;同时在向基层干部宣传时,务必要求他们做好入社生产资料、劳动力、土地分红等工作,用以巩固既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三,农业生产
21、合作社、长期定型互助组不吸收地主富农参加,以免剥削农民集体劳动所得的剩余价值。在下乡宣传时,在群众中继续进行阶级路线的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二)帮助农民算好账,强化京郊农民群众的感恩意识以“告别昨天“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经常通过诉苦、对比等手段发动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运动,并取得显著效果。相较于之前的“诉阶级剥削之苦”,京郊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诉苦更多是通过今昔对比,突出在中共领导下京郊农民群众生活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强化他们对共产党的感恩意识,引导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积极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1954年,北京市委宣传部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宣传动员材料中指出,“对京郊农
22、民群众的宣传,不能只停留在空泛的道理层面”,要最大程度“结合他们自身的经验”,“引导他们自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即要从京郊农村地区的实际出发,帮助他们通过算账的方式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克服自身的小私有者思想。如去年冬季京西矿区稻地乡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工作就做得很好。据下乡的宣传员反映,一开始当地的农民群众不太相信总路线中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然后宣传员和当地的基层干部结合他们看过和正在使用的拖拉机、抽水机说起,如此一来,当地农民群众纷纷表示,“总路线真不错,我们一定要用心学习,争取提高产量回报毛主席”。在具体实践中,主要是通过通俗的、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向京郊农民群众算清楚
23、三笔账。一是引导各区、乡的农民群众意识到土地改革以来所获得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又是谁带来的?二是为什么要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又有什么好处?三是为什么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将粮食统一卖给国家?这样做对于国家和农民的意义又是什么?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宣传动员中不仅要根据已有的宣传材料,而且要结合京郊农村各地的典型事例,用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丰产事实来启发农民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巨大优势。此外,在算账过程中可以适当引导农民群众回忆过去的苦难生活,这有助于他们和过去的生产方式彻底决裂。通过算账,一方面京郊农民群众在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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