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属体系视阈下的清代中越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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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藩属体系视阈下的清代中越关系清代是中国古代藩属体系最为完备的朝代，也是中国古代藩属体系在西方主导的条约体系冲击下走向终结的时期，对整个东亚、东南亚、西亚区域政治格局演进和国际关系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清代藩属关系的研究，邵循正、李大龙、孙宏年、李云泉、柳岳武等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藩属关系的规范、运行、演进、终结，以及勘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框架体系，产生了一批具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其中也有涉及清代中越藩属关系的内容。参见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何新华：最后的天朝：清代朝贡制度研究，人民

2、出版社2012年版；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柳岳武：清代藩属体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但专门研究清代中越藩属关系的成果不多见，对中越藩属关系的内涵、特征以及解体等问题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清代中越藩属关系作为一个典型个案，以小见大，管窥整个清代藩属体系建立、运行和解体的过程，以此对清代由中国主导的藩属体系的内涵特征、运行机制和价值取向等进行深入探讨，就教于学界方家。一、藩属体系与清代中越藩属关系的确立藩属体系是中国封建统治王朝构建的东亚区域政治体系，它

3、源自商周时期的畿服制度，秦汉时期基本定型，隋唐时期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并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东亚诸国相继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宣告终结，最终为西方列强所主导的条约体系所取代。可以说，藩属体系既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和内部治理体系在对外关系上的体现，又是影响中华民族发展进程和整个东亚国际政治格局走向的重要区域性国际关系体系。藩属体系的建立，与东亚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密不可分，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前提。在人类文明迈入近代门槛之前，受发展层次和科技水平的限制，世界各国均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相互之间鲜有跨区域的接触、交流和互动。同样,因中国东部为茫茫大海，西部为青藏高原，北部为草原戈壁，

4、处于其中间的农耕平原地带，天然形成了一种适应于内向型发展的自然环境。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内向型发展环境中，中国各民族先民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华夏族居中原地区，戎狄蛮夷居住在四周的分布格局，且“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日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日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日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一二王制，（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38页。可见，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各民族在先秦时期就已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生计类型和民族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华夏

5、族主要从事农业耕作，并以此形成了农耕文化，周边四夷则主要从事畜牧业，并以此形成游牧文化。在两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由于华夏族的农耕文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以此形成的生产生活水平和思想文化都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对游牧文化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吸引力。同样，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前，受限于经济基础和科技发展水平，还不足以支撑大范围的人员流动。因此，世界各国均处于相对封闭的发展阶段，相互之间交集不多，认知范围有限。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自秦汉以来多处于统一的中央封建王朝统治之下，具有地域的广阔性、民族的多样性、经济的先进性、文化的优越性、军事的威慑性，正如梁启超所言：“故自秦以后，二千余年，中间惟三国南北朝三

6、百年间稍为分裂，自余则皆四海一家。即偶有割据，亦不旋踵而合并也。环其外者，虽有无数蛮族，然其幅员、其户口、其文物，无一足及中国。若葱岭以外,虽有波斯、印度、希腊、罗马诸文明国，然彼此不相接、不相知，故中国之视其国如天下，非妄自尊大也，地理使然也。”梁启超：新民说，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1页。因此，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天下观”得以形成。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认为，“天下”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是“日月所照，风雨所至”之地，因中国周边没有持续出现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政权，因此，这个天下的中心就是“中国”。在地理层面，中国是“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

7、中国内也”。（宋）石介著，陈植铐点校：徂徒石先生文集卷一O,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页。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周边四夷均分布在中国的周围。在经济层面，中国是“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缪文远等译注：战国策卷一九赵策二二二一武灵王平昼闲居，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52页。农业文明高度发展，财富高度汇聚，经济发展程度明显高于周边区域。在文化层面，中国是“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缪文远等译注：战国策卷一九赵策二二二一武灵王平昼闲居，第552页。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有系统规范的礼仪教化，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有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在政治层面，中

8、国是“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缪文远等译注：战国策卷一九赵策二二二一武灵王平昼闲居，第552页。具有对周边四夷的感召力。总而言之，在秦汉以来的几千年里，中国基本处于统一封建王朝国家的统治之下，具有辽阔的疆土、稳定的政治、众多的人口、繁荣的经济、强大的军事和发达的文化。在传统的“天下体系”内，中国对于周边各民族政权或王朝国家都具有强大的政治统治力、经济内聚力、军事威慑力、文化辐射力和区域影响力。由于中国中原王朝具有强大的农业文明和先进的儒家文化作为后盾，周边鲜有能与之抗衡的政治实体，加上蛮夷戎狄“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山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晋

9、书卷五六江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29页。相互之间还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接壤，甚至处于彼此知之甚少的状态，因而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疆域观”，“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宋）石介著，陈植铐点校：徂徒石先生文集卷一O,第116页。、“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吴元年十月丙寅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401页。的“夷夏观”，以及“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陈桐生译注：国语

10、，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页。的“服事观”，从而形成以“天下观”为统领，以“疆域观”“夷夏观”“服事观”为支撑的一体三翼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下，作为中原地区最高统治者的“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认为自己为天下之主,“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吴元年十月丙寅条，第401页。并把一统天下、德化外夷作为其政治统治的最高境界和价值追求，而周边四夷则有拥护天子、慕义教化、拱卫四方的义务。为更好地治理“天下”，先秦时期便形成了以“五服制度”为代表的差序格局，建构了一个以“天子”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不断向四周延展形成圈层结构的“天下体系”。中国传统的

11、“天下体系”将“天下”区分为“中国”与“蛮夷”两大单元，中国处于地理上的中心区域、经济上的发达地区、政治上的核心上层、文化上的辐射中心，四夷则处于地理空间的四方、经济发展的弱带、政治层级的边缘、文化圈层的外围。将这种“夷夏观”“服事观”和儒家“大一统”思想扩展到处理中国与周边王朝国家和政治势力的关系上，便形成了以中国封建中央王朝为中心，以礼法制度为准则，以封贡为纽带，以处理“中心”与“边缘”、“华夏”与“四夷”的关系为内核的藩属体系，并通过政治上的“字小事大”、经济上的“厚往薄来”、文化上的“德化四夷”、军事上的“不治夷狄”等礼治体系，构建了一个以中央王朝为核心的区域国际政治差序格局，共同拱卫

12、中央王朝的周边安全，为中国边疆稳定提供重要保证。可以说，藩属体系是中国古代畿服制度从国内治理结构向外延展而形成的东亚国际秩序，是以中国传统春秋大义和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构建起来的一套礼治体系，是以中央王朝为中心并以王道政治和礼治体系为内核构建起来的东亚各国共同安全防护体系。在藩属体系下，任何一个政权要与中央王朝建立藩属关系，必须对其称臣纳贡，遵守中国传统的礼法制度规范，并通过朝贡、册封等形式维系藩属制度，中央王朝则通过施册封、行贸易、修文德、备礼仪等手段，将周边国家政权纳入藩属体系，将藩属国作为中央王朝的战略缓冲和文化辐射区域，形成一个效行儒家礼仪文化的汉文化圈，共同构筑起一个民族多样、文化多元

13、的“天下一统”“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政治格局。逮至清代，随着南明政权逐渐消亡与内部统治的逐渐稳定,清朝秉承传统的藩属体系，开始对周边各王朝国家和政治势力进行招抚，积极构建完备的藩属体系，拱卫清王朝的周边安全。早在顺治四年（1647）,清朝即对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进行诏谕，“有慕义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清世祖实录卷三。，顺治四年二月癸未条，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1页。当时，越南境内由北向南依次存在高平莫氏政权、宣光武氏政权、中兴黎朝和广南阮氏等四个割据政权。在清朝强大的军事威胁和政治招抚下，盘踞在宣光地区的武公惠于顺治十六年

14、（1659）率先向清朝遣使投诚，但因宣光武氏名义上为中兴黎朝的臣属，清朝没有对其进行册封。顺治十八年（1661）高平莫氏向化投诚，遣使人贡，清廷册封莫元清为“安南国都统使”，与高平莫氏正式建立藩属关系。清朝对高平莫氏的册封，使得中兴黎朝在安南几股政治势力的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于是其积极“奉表投诚，附贡方物”。清世祖实录卷一四O,顺治十七年九月庚子条，清实录第3册，第1079页。但因双方在上缴明朝颁给敕印问题上发生争执，册封事宜一再拖延，直到康熙五年(1666),黎维禧“缴送伪永历敕命一道、金印一颗”，康熙帝才遣使“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清圣祖实录卷一九，康熙五年五月壬寅条，清实录第4册，中华书

15、局1985年版，第271页。至此，清朝延续了明朝后期对安南“不弃黎，亦不拒莫”的政策，分别与高平莫氏和中兴黎朝建立藩属关系。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高平莫氏被黎朝所亡，中兴黎朝统一了整个安南北方，清朝才放弃“双重承认”政策，与中兴黎朝建立单一藩属关系。段红云、杨丽玉：论康熙年间清朝与安南政治关系及边界问题，思想战线，2020年第1期，第119页。二清代中越藩属关系的内涵藩属体系源自古代的分封制，但其物质基础是中国先进的农耕文明，文化基础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优秀文化，思想基础则是以“天下观”为统领并结合“疆域观”“夷夏观”“服事观”而成的一体三翼的理论体系，政治基础是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及其对

16、周边各封建政权产生的吸引力、感召力、威慑力和内聚力。建立藩属体系的主要目的是处理“中心”与“边缘”、“华夏”与“四夷”的关系，达到“守中治边”“守在四夷”“保藩固圉”，在中国封建王朝周边构筑起一道边疆安全防火墙和文化辐射区，维护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和帝国的安全。清代的藩属体系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以礼法制度为内核的制度体系，有其深刻的内涵，具有强大的内部稳定性和包容性。第一，政治上讲求以“字小事大”为核心的差序格局，具有重“礼”不重“驭”的特征。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崇尚文化和礼仪的文明国家，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

17、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一曲礼上，（清）阮元：十三经注疏，第1231页。可以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等点校：荀子集解卷一修身，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页。礼已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四，隐公十一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36页。的重要规则。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礼成为人兽区别的重要标志，”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

18、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一曲礼上，（清）阮元：十三经注疏，第1231页。同时，礼仪和文化成为区别中国和夷狄的重要标志，“圣人贵中国，贱夷狄，非私中国也。中国得天地中和之气，固礼义之所在。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仪也”。（宋）陆九渊：大学春秋讲义，象山全集卷二三，四部备要本，子部第59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1页。基于以上认识，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礼仪教化，建立了一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礼治体系，达到和邦国、统百官、谐万民的目的。除内部事务外，中国封建王朝还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礼治体系延展到处理与周边“四夷”和政权的关系上，形成了中国与藩属国之间

19、以“字小事大”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就产生了“字小事大”的思想萌芽。周王建立了畿服制度，确立了按远近亲疏承担义务的尊卑有序的统治体系，以维护其“天下共主”的地位。后经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的“诸侯争霸”和思想上的“百家争鸣”，逐步形成以儒家“仁政”思想为主导的礼治体系。这种思想延展到处理周边关系上，就形成了以“字小事大”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正如左传所载：“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八，哀公七年，（清）阮元：十三经注疏，第2163页。强调大国对小国要仁，小国对大国要信，大国不欺压小国，小国不对大国背信弃

20、义，后逐渐演化成中国传统藩属体系下的王道思想，讲求大不欺小，王而不霸，强调“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等点校：荀子集解卷五王制，第158页。正如孟子所言：“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混夷。惟智者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獴鬻，勾践事吴。是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10（汉）赵岐注，（宋）孙夷疏：孟子注疏卷二上梁惠王章句下，（清）阮元：十三经注疏，第2674页。“字小事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大国“以大事小”，怀柔远人，王而不霸，保持一种仁者风范，以保天下太平；二是小国

21、“以小事大”，遣使朝贡，尊崇教化，保持一种明智之举,以保国家安全。在清朝的藩属体系中，统治者仍然坚持“字小事大”为核心的差序格局，一方面，对藩属国行“字小”之职，通过册封、赏赐，甚至兴灭继绝、出兵平定藩属国内乱，以定其国的危势，善待归顺的藩属，保护藩属国的和平、安全和利益。另一方面，则要求藩属国行“事大”之责，通过定期朝贡、接受封赐、尊崇礼仪等，维护中国封建王朝的权威和安全。虽然有些藩属国与清朝建立藩属关系具有“慕义”和“慕利”的双重目的，甚至有的藩属国君主更多是为了达到其朝贡贸易的经济利益和维护自身在国内统治地位的目的，但清朝仍秉持“唯仁者为能以大事小，唯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的原则，束之以礼，

22、惠之以利，慑之以威,恩威并施，表现出“重义轻利”的王道思想和天朝风范，体现出重“礼”不重“驭”的特征。在藩属体系下，清朝除了清初主动诏谕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明确“各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贡者，朝廷一矢不加，与朝鲜一体优待。贡使往来，悉从正道，直达京师，以示怀柔”。清世祖实录卷三三，顺治四年七月甲子条，清实录第3册，第272页。但一经建立藩属关系，清朝就按照藩属体系中的礼治要求履行自己的义务。清廷采取“不拒黎，亦不弃莫”的政策，先后授莫元清为“安南国都统使”，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安南高平莫氏灭亡，中兴黎朝统一安南北方后，清朝才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遣使往

23、封黎维正为安南国王，与安南建立一元的藩属关系。之后，安南按照藩属的礼治体系定期朝贡，双方保持着友好的往来，但中间也出现过边界的纠纷，如康熙年间云南开化府与安南宣光州之间的“三帽之争”,雍正年间思陵土州与安南禄平州的“那窝村之争”和开化府与安南的“赌咒河之争”，以及乾隆年间凭祥州、思陵州与安南界务纠纷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雍正年间的“赌咒河之争”。在处理边界纠纷的过程中，高其倬、鄂尔泰等边疆大吏认真核查志书典籍寻找依据，在派员进行实地勘查掌握边情的基础上，不断上奏雍正皇帝，秉明边情，据理力争，建馆设关，派兵驻扎，甚至在安南强词狡辩并派兵对峙时，鄂尔泰认为“国体所关，何能隐忍”，不惜改用武力

24、征伐，“进灭其国，复汉唐旧制”，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1册第二期雍正安南勘界案鄂尔泰摺八，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146页。表现出强烈的“疆土意识”和“争”的态势。然而,雍正皇帝却秉持藩属体系下的礼法制度，认为“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壤”？清世宗实录卷六五，雍正六年正月己卯条，清实录第7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o页。雍正帝授意将马伯汛以外至铅厂山小河原本属于清朝的四十里土地拱手让予安南，表现出对边疆土地“不争”的态度；却在派杭奕禄等使臣前往安南宣读赐地诏书时，在安南行“五拜三叩”之礼还是“三跪九叩”的“礼仪之争”中寸步不让，直到安南国王行

25、“三跪九叩”之礼后方宣读诏书，进行赐地。其后，对于安南内部权臣郑氏与皇族黎氏之间的斗争，清廷均恪守藩属关系传统的礼法制度，不干涉其内政。乾隆帝多次御令“封疆大吏惟有严饬弁兵，稽查防范，以徐观其动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50页。认为“乃该国素无逆命之端，又无仰吁救援之请，忽焉越境挞伐，师出无名，即使传檄可定，亦非国家柔远之意”。清高宗实录卷一九六，乾隆八年七月丙戌条，清实录第11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8页。对于安南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争斗，乾隆帝仍遵守藩属制度的礼治体系，采取不干涉的政策。直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安南爆发西山起义，中

26、兴黎朝皇帝黎维祁外逃，其母子家眷仓皇内投，乾隆帝认为“黎氏传国日久，且臣服天朝最为恭顺，今猝被强臣篡夺，其夷官带同该嗣孙眷属前来吁救，若置之不理，殊非字小存亡之道”,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七，乾隆五十三年六月戊申条，清实录第2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93页。才决定以“字小存亡”的礼法制度要求出兵安南，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一月，派孙士毅与广西提督许世亨带兵征讨安南，目的是“扶黎灭阮”“兴灭继绝”。清军一路势如破竹，未及一月即收复黎城，随即重新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乾隆帝认为，“此事办理之始，原为安南臣服已久，猝被土酋占夺，不得不加征讨，为之继灭存亡。初非利其境土，亦并无好大喜功、穷兵

27、默武之见”。现在安南大局已定，阮惠等畏罪远飓，不过苟延残喘，没有深入穷追的必要，而且“大兵在彼久驻，于该国反多有未便，自应作速撤回”。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一九，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己酉条，清实录第25册，第838页。可见，乾隆年间征讨安南，也严格遵循了藩属体系的礼法制度，是帮助中兴黎朝“兴灭继绝”大义之行，绝不是穷兵默武之举，更无扩张领土之意。第二，经济上讲求以“厚往薄来”为准则的朝贡贸易，具有重“义”不重“利”的特征。在清朝的藩属体系中，所谓“厚往”，即是清朝对前来朝贡的藩属国给予更多的物质赏赐和馈赠。所谓“薄来”，即为前来朝贡的藩属国向清朝进贡的贡品往往少于从清朝得到的赏赐。这种“厚往薄来”的朝

28、贡贸易完全有悖于“等价交换”的商业贸易准则，实际上是藩属体系下政治上“字小事大”的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延伸或表现，体现的是清朝作为“天朝上国”，“怀柔远人”“重义轻利”的大国风范。清朝“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准则源自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儒家思想经过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变革后，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追求重义轻利，把“义”作为统治者治国或普通人修身的最高行为准则。孔子就曾表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卷五里仁，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4页。明确将“重义轻利”作为修德、修身的准则。荀子也指出：“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

29、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然则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倍信而天下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等点校：荀子集解卷一一强国，第305页。可见，“重义轻利”已经成为天下之要与治国安邦之本。受此影响，清朝在处理与藩属国关系时，一方面对藩属国的内政不强加干预，但要求藩属国定期朝贡，在王位继承更替时要请求册封，清朝对藩属国按照“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多倍于贡品的赏赐，以体现大国的风范。另一方面，也对“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范围有明确的界定，只有与清朝建立藩属关系，成为清朝的藩属国，才能定期遣使，与

30、清朝进行朝贡贸易。从这个角度看，在藩属体系下，中国看中的是建立与周边藩属的差序格局，注重的是道德价值，而藩属国看中的除了政治价值外，还有经济价值和物质利益。清朝并不刻意以“厚往薄来”作为诱饵主动对域外国家进行招徒，对于给予藩属的赏赐，也总是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正如康熙皇帝所言：“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清圣祖实录卷一六O,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条，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61页。清史稿载此事为康熙三十三年，参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五三邦交志一俄罗斯，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483页。当然，清朝

31、对藩属国的朝贡贸易地点也有严格的规定，康熙三年(1664)规定：“凡外国进贡，顺带货物，贡使愿自出夫力，带来京城贸易者听。如欲在彼处贸易，该督抚委官监视，勿致滋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五-O礼部朝贡，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8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朝贡贸易的地点或在京师会同馆，或在贡使入境的边境地区，均由政府组织商民在驿馆内进行交易，并由官员严格监督。清朝除了与藩属国的朝贡贸易外,也存在民间的商业贸易。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后,清政府规定：“外国贡船所带货物，停其收税。其余私来贸易者，准其贸易，听所差部员，照例收税贡船回国，带去货物，免其收税。”钦

32、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五一O礼部朝贡，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806册，第130页。此后,清朝与藩属国的朝贡贸易与通商互市并行不悖，且通商体制日益完善。所不同的是，前者享受免税待遇，后者则要照例征税。在清朝藩属体系下，“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准则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完善、规范和调试的过程。大清会典对藩属国的朝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进贡之年有期，入朝之人有数，方物有额，颁赏有等”。大清会典(康熙朝)卷七二礼部三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版，第3701页。自康熙朝以来，清廷对朝鲜、琉球、安南等国按规定需要朝贡的物品，或直接蠲免，或作下次正贡，尽可能减少藩属

33、国负担，以示体恤之意。此外，还通过“加赐”“特赐”等形式给予朝贡的藩属国额外的赏赐。所谓“加赐”，即照常例给予藩属国赏赐的物品之外，清朝额外对藩属国国王、贡使的赏赐。“加赐”之物多为蟒缎、妆缎、闪缎、锦缎、青缎、表缎等，按照朝贡人员的品级给予不同的赏赐，其数额一般为额定回赐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所谓“特赐”，即清朝皇帝对朝贡藩属国国王的特殊赏赐，多为清帝亲题的字幅或御匾。除此之外，清朝对于藩属国的贡期、贡道和贡使规模均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制。对于安南的贡期，清初定三年一贡，康熙七年(1668)改三年一贡为六年两贡并进。乾隆五十七年(1792)又进一步改革，改三年一贡为二年一贡，四年遣使来朝一次。道

34、光十九年(1839)清廷又下令“均著改为四年遣使朝贡一次，用示朕绥怀藩服之至意”。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五。二礼部朝贡，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806册，第36页。关于贡道，康熙四年(1665)清廷定贡道由广西太平府入，经镇南关入境。雍正二年(1724)清廷进一步明确由镇南关入关后，由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山东、直隶水路行，然后进京。乾隆六十年（1795）清朝准许“安南贡使改由广西水路，经广东肇庆等府，至江西沙井起旱，取道入京”。嘉庆七年（1802）清廷重新确定安南贡道“由陆路至广西凭祥州，入镇南关，由水路达京师”。后道光帝下令：“外夷各国贡道，或由水路，或由陆路，定例遵行，未可轻一言改

35、易。”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五。二礼部朝贡，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806册，第37页。可见，与贡期相比，清廷对贡道的规定更为重视。关于贡使规模，顺治九年（1652）清廷规定：“各国由陆路进贡，每次不得过百人，入京只许二十人，余皆留边听赏；由海道进贡，不得过三船，每船不得过百人，一应接贡、探贡等船，不许放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五一四礼部朝贡，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806册，第170页。康熙七年规定：“安南贡船，不得过三，每船不得过百人，来京员役，不得过二十人。”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五一四礼部朝贡，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806册，第170171页。可见，整个清朝在藩属体系

36、下虽然遵循“厚往薄来”的准则，但也考虑到自身和藩属国维系正常藩属体系的经济成本，对藩属国的朝贡周期、贡道路径和贡使规模等都做了严格的限制和规定，一方面体现了藩属体系下双方互动的规范性，体现出一种礼治和法统的原则性。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双方开展朝贡活动的实际困难和运行成本，体现出一定的实用性和灵活性。第三，文化上讲求以“德化四夷”为目标的文化辐射，具有重“文”不重“武”的特征。中华民族在多元一体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很早就形成了“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宋）石介著，陈植铐点校：徂珠石先生文集卷一O,第116页。的分布格局，并表现出“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

37、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一二王制，（清）阮元：十三经注疏，第1338页。的文化差异。在中原地区传统农耕文化的滋养下，以汉民族为核心的华夏文明逐渐发展成为区域内最为发达的文明，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对周边地区和国家具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因此，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构建起来的“天下体系”内，以处理“中心”与“边缘”、“华夏”与“四夷”关系为核心的“夷夏观”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体系。在传统的“夷夏观”思想体系内，一方面强调“尊夏贱夷”“严华夷之辨”，主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

38、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吴元年十月丙寅条，第401页。希望通过区分华夏和四夷，限定“华夏”和“四夷”的居住范围，从而达到“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择信臣以抚之，谨边备以防之”的目的，维护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天下秩序。另一方面，强调“以夏变夷”“天下一家”，主张“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原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认为“华夏”和“四夷”的辨别标准在于文明的程度，且华夷之间的身份可以互相转换。历代天子都遵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汉）赵岐注，

39、（宋）孙夷疏：孟子注疏卷三下公孙丑章句上，（清）阮元：十三经注疏，第2689页。的理念，把一统天下、德化外夷作为其政治统治的最高境界和价值追求，倡导域外诸邦对中国以小事大，慕德向化,梯山航海，克修职贡，达到“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陈桐生译注：国语，第5页。的目的。各国之间，则在中华帝国“天下体系”内，不以强凌弱，不以众暴寡，各自相安，形成众星拱月的差序格局，达到“天地之间，帝王酋长，因地立国，不可悉数，雄山大川，天造地设，各不相犯”明太祖实录卷九O,洪武七年六月乙未朔条，第1576页。的理想境界，形成一个效行儒家礼仪文化的汉文化圈，最终构建起一个虽族群众多、文化多样，但

40、天下一家、德泽四海、和谐万邦的统治格局。清代秉承传统藩属体系下德化四夷的原则，主张采用中华礼治和文化来处理与藩属国的关系，使其奉正朔，求册封，定名分，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熏陶，从心理上尊崇中国为天朝上国，成为清朝政治统治的缓冲区和中华文化的辐射区。雍正帝曾强调，“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大义觉迷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页。故在安南与开化府之间产生边界纠纷时，云贵总督鄂尔泰曾于雍正五年（1727）八月初十上奏，提出由广西、广东、云南三路进兵的建议，雍正帝则认为，“若进灭其国，以复汉唐旧制，朕

41、不忍也朕再四筹画，不如特遣天使，申明事情大义，伊便少有不恭处，朕意亦当隐忍，再加详悉开导”。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1册第二期雍正安南勘界案鄂尔泰摺八，第147页。清廷并不恃强凌弱，避免轻易动用武力解决边界纠纷,而是强调申明大义，详悉开导，以德服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因黄公缴内附，引发清朝与安南长期交涉，安南认为黄公缴为其叛匪，要求清朝将其发还处置。乾隆帝认为“该国臣服有年，向称恭顺，断不值因此诃责”，清高宗实录卷八七八，乾隆三十六年二月乙酉条，清实录第19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65页。若该国不再行文申理，则可置之不问，表现出一种“以德柔远”和“以德服人”的包容和大度。乾隆三十

42、六年安南内部发生西山起义，清朝按“字小存亡”的大义于乾隆五十三年出兵安南，以“扶黎灭阮”。但因孙士毅“贪俘阮为功，师不即班”，（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列传初集卷三O伪西列传阮文惠，东京有邻堂影印本，1976年，第32页。为阮惠率军偷袭所败。“安南之役”后，阮惠累次向清朝乞降请封,乾隆帝念及阮惠“屡次遣人叩阙请罪，是尔尚知畏惧天朝，朕怜汝诚心悔罪，已往之事，不复深究矣”，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八，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己未条，清实录第25册，第979页。并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赐封阮惠为安南国王，以阮惠“知敬奉天朝正朔，吁求颁给时宪书，自应准其所请，由部先行发给五十五年时宪书二十本，嗣后着礼部每

43、年查照朝鲜国之例，颁发时宪书。10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四四，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乙卯条，清实录第25册，第12191220页。对于阮惠等败清廷征讨之师，清朝不再深究，而对于其请颁授时宪书则大为嘉赏，表现出重文轻武的倾向。此外，在中华文化的浸润和影响下，越南的汉文化发展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道光二十年（1840）,在清朝排列各藩属国贡使朝觐班次时，越南阮朝明命帝阮福咬认为“高丽文献之邦固无足论，若南掌则受贡于我，暹罗、琉球并是夷狄之国，我使班在其次，尚成何国体哉”，对清廷将越南排在高丽、南掌、暹罗、琉球之后表示强烈抗议，表达出“宁出班而受其责罚，不宁立在诸国之下”11（越）张登桂等撰：大南实录正编第二

44、纪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二O,东京有邻堂影印本，1976年，第4727页。的决心。明命帝在位期间，对儒学推崇备至，常常秉烛夜阅奏章。他曾参照清朝职官制度，设立九品十八级职官制度，将全国的27个镇改为31个省，分置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领兵等职。崇尚孔孟之道，奏请道光皇帝向越南颁发康熙字典,并规定学校教学、政府文书、科举考试一律要采用汉字。此外,清代越南常以“中国”“中夏”“中华”自居，并仿照清朝与周边占城、南掌等国建立所谓“藩属关系”，也从不同层面反映出越南在周边各国中表现出的文化优越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在越南传播的渗入。总之，清朝藩属体系强调用礼法、德行、仁政等文化价值影响和

45、教化周边各族，但这种制度、文化和价值的传播并不依靠军事和暴力输出，而是凭借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和吸引力。在藩属体系下，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得到认同，强调和而不同、协和共生，展现出了巨大的文化包容性。第四，军事上讲求以“不治夷狄”为追求的军事威慑，具有重“统”不重“治”的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秉持“王者不治夷狄”的思想，东汉人何休就有“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鲁隐公二年，（清）阮元：十三经注疏，第2202页。的言论，主张帝王不直接统治“夷狄”，而与“夷狄”各守其境，对他们的叛服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同样，苏轼在其王者不治夷狄论中也强

46、调：“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页。明朝人邱浚也明确主张“王者驭夷狄，以自治为上策”。（明）邱浚著，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大学衍义补卷一四五，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7页。整个中国古代的藩属体系，在处理“华夏”与“四夷”的关系中，历代中央王朝基本奉行“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

47、羁縻不绝”汉书卷九四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34页。的治理理念，体现出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王道政治，追求的是王而不霸、统而不治的治理格局,展现的是王而不霸、睦邻亲善、协和万邦的和平价值体系，与西方的霸道思想和零和博弈、强调对抗竞争的价值体系形成鲜明对比。清朝延续了传统藩属体系王而不霸、统而不治的思想，“素守羁縻属国之策，不干内政，兴衰治乱，袖手膜视”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五二六朝鲜琉球传,第14576页。的原则，达到“则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六三聘义，（清）阮元：十三经注疏，第1693页。的治理效果。乾隆年间，安南内乱频仍，波及中安边界，乾隆

48、帝总体的态度是“总之事关外藩，封疆大吏惟有严饬弁兵，稽查防范，以徐观其动静”，做到“庶无伤国体，亦无误边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第450页。乾隆八年（1743）,安南内乱加剧，开化总兵赛都请调兵赴安南平乱。乾隆帝认为安南“若敢于侵边，自应立加翦灭。乃该国素无逆命之端，又无仰吁救援之请，忽焉越境挞伐，师出无名，即使传檄可定，亦非国家柔远之意”。清高宗实录卷一九六，乾隆八年七月丙戌条，清实录第11册，第518页。对周边各藩属国的纷争采取不干涉政策，认为“年来外夷内江，多有自相攻击之事，然距内地甚远，不足致问”，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三，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丁亥条，清实录第1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84页。对安南的内乱采取不干涉的“固藩保边”政策。即便到了乾隆五十三年，派许世亨、孙士毅出兵安南时，认为“安南最尔一隅，得之不啻如太仓一粟，安肯如前明见小，收为郡县“，10御制诗五集卷四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24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304页。一再强调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