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篇党史红色小故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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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篇党史红色小故事第一篇：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先在农村建立若干相对独立的根据地，然后各根据地连成一片，最后夺取大中城市实现全国的解放。正是一个个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才使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日渐成为可能。由于这些根据地大都远离中共中央且处于被敌人分割的状态，各根据地需要独立自主地解决财政经济等自身发展的重大问题，因而在各方面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这种相对独立的工作环境，固然可以充分发挥根据地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但也容易导致一些干部“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

2、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仍然存在“。1947年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标志，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各根据地彼此相隔的情况开始打破，各个根据地即将连成一片。在这种情况下，克服以往各根据地各自为政的现象，强化中央权威，加强全党的集中统一显得日益重要。作为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步骤，就是建立党内报告制度。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

3、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要求“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第一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迅速发展。过去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战争环境下，为充分发挥各地党组织的能动性，党中央曾允许各地保有一定的自主权，但随之产生了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等倾向。这

4、些错误倾向成为中国革命继续前进发展的严重障碍。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一致，成为摆在全党面前重要而迫切的任务。1948年以后，党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各级组织中建立请示报告制度。1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由书记负责，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指示特别强调报告要自己动手，不要由秘书代劳。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将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指示。毛泽东在指示中列举了违反纪律的种种表现：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

5、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等。对于这些恶劣作风，指示要求：“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立即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予以指出并予以纠正”“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对当时请示报告制度落实不力的地方，中央毫不客气地进行了严厉批评。如：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给东北局起草了长达2000字电报，批评对落实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敷衍态度。电报说：“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电报明确

6、指出其症结，就是“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牢固凝聚起来，汇聚成为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党中央这一时期强调纪律性，有着当时的环境和特点，但对我们当前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第三篇：贺龙率部起义跟随党贺龙在早期的革命实践中，他先后担任桑植县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建国川军师长等职。在旧军队里，贺龙虽然顺利地从营长当到师长，但他没有看到中国的希望。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黑暗中的中国带来了光明。贺龙对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抱有很高的期望,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他想找到共产党，认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才有办

7、法。于是，他决定到广州找党。通过各种渠道，他先后接触了共产党员夏曦和毛泽东派来的兼有国共两党省委委员身份的陈昌甫。1926年8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的贺龙向共产党员周逸群公开提出入党的申请。但鉴于当时中共有不能在友军内部吸收高级军官入党的规定。周逸群没有答应贺龙的请求。此后，贺龙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入党申请，但都没有得到批准。这一时期，各方势力竞相游说、拉拢贺龙。蒋介石许诺让他做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江西省主席，并赠送一栋豪华大洋楼，对此，贺龙断然拒绝。1927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前夕，中共临时政治局委员谭平山会见贺龙，通报了中央希望他率领部队参加起义的决定。贺龙表示完全

8、听从共产党的指示，并同意担任起义军总指挥。8月底，就在南昌起义军南下的途中，经周逸群和谭平山的介绍，贺龙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在贺龙的入党宣誓仪式上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选择中国共产党，跟着党干革命，是贺龙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得出的深刻认识。多年后，回顾自己曲折的入党经历，贺龙意味深长地说：“有的材料写着我七十次找党，算上历次的要求，我也记不清楚了，没有七十次，恐怕也有几十次吧！“忠诚是魂，魂固方能神聚；忠诚是根，根深方能叶茂;忠诚是源，源浚方能流长。革命战争年代，贺龙元师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英勇善战，历尽艰险，百折不挠

9、；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奉献给党和人民，书写了一曲对党忠贞不渝的英雄赞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正如任弼时在向贺龙同志学习的讲话中所说，贺龙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勇士，有指挥战争和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更在于“他对革命对党的忠诚的态度”。风雨征程话百年，千帆过尽悟初心。浩瀚的党史长河中，那奔腾不息的浪花是万千共产党员坚守家国使命、书绘百年宏图的身影，推动着时代的青年们奔涌向前；那熠熠闪光的星辰是无数先辈们执着的初心信仰、奋斗的责任担当，照耀着后来的年轻党员们向着正确而光明的道路不懈奋进！愿所有青年延续前辈的精神血脉

10、，在党的领导下始终保持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走好巍巍中华的当代复兴之路！第四篇：谭震林作报告秘诀谭震林是作报告的高手。他的报告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让人耳目一新，有着鲜明的谭氏风格。其秘诀在于读书和实干。谭震林喜欢读书，工作再忙也总是挤时间读书。1940年4月，在从皖南奉调到苏南工作的途中，他和随行的几位同志编了一个党小组，自任组长，组织大家读书学习。行程18天，他们学习了16个晚上。苏德战争期间，为研究战争形势，他用红蓝铅笔把一张欧洲地图划得密密麻麻，最后都把地图“读破了”。平日的读书积累，使他在作报告时能从容不迫。听过谭震林报告的人都知道，他作报告从来不拿稿子，有时在香烟壳纸上写几条提纲，作起报

11、告来滔滔不绝。谭震林重视实干。他常说，在部队工作，就要下连队到战斗第一线，参加打仗，学会打仗；在地方工作，就要到农村去，学习做群众工作。1957年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全国农村工作的谭震林到攸县蹲点进行民主办社试点。为了解情况，他经常一个人下村。他告诫工作组同志：“作为领导干部，不能满足于听汇报，要经常深入下去，做调查研究，争取多掌握一些第一手材料才会有发言权。”实践出真知，谭震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坚持自己动手起草报告。他曾对新华社记者说：“如果领导干部在会上照念秘书起草的稿子，那不成了傀儡？！再说，人家写的稿子，毕竟不全是自己的见解嘛！我看还是争取自己写报告好，这样无非是辛苦点。”

12、谭震林生前担负着繁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起草报告、文件，仍经常亲自动手。读书树人，实干兴邦。读书和实干，是谭震林作好报告的秘诀，也是我们做好工作的不二法门。第五篇：彭真城市规划考虑长远新中国成立后，北京首任市委书记彭真（1951年2月起兼任市长）直接领导了北京解放后17年的城市建设。1956年10月，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会上谈北京城市规划时，对首都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可行的意见，其中蕴含的思想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关于人口规模，彭真认为，城市人口近期发展到500万人左右，将来全市要发展到千把万人。今天的计划要考虑到今后发展的需要。关于道路宽窄，他提出：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会是太宽。我们不要只

13、看到现在北京全市只有不到一万辆小汽车，要设想将来有了几十万辆、上百万辆汽车时是什么样子。道路窄了，汽车一个钟头才走十来公里，岂不是很大的浪费？彭真还把修建停车场的问题，也当作一件重要事情郑重地提出来。他说，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北京如果有了几十万、上百万辆汽车，怎么放？他认为要充分考虑，免得以后汽车多了被动。关于城市绿化，彭真提出：城市内应先划定各区公园分布网，划定后即公布，以免今后陷于被动。居民楼前面靠马路的地方可以留出一些空地搞绿化。工厂区内亦须留出充分空地建立园林，以调剂环境。当时计划部门有不同意见，认为人口规模过大，居住区用地定额偏高，规划的道路偏宽，绿地河湖水系面积也偏大。对于这种意见，

14、彭真说，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不要只看到眼前。城市规划如果不考虑远景，终究是要挨骂的。在讲这些话时，北京因为汽车少，马路显得空荡荡的，有人就将马路修宽些的主张称之为“大马路主义”。彭真回应：“一九五三年提出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九十公尺，就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大马路主义就大马路主义吧。不要害怕，要看是否符合发展的需要。”从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到1957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的研究编制，彭真都参与其中。许多重大问题都是由他主持研究，提出看法，经市委市政府讨论通过，再报中央批准。就这样，在当初具体描绘首都建设宏伟蓝图时，彭真坚持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发展的宽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