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的哈姆雷特时刻及对华观念的冰山性 附哈姆雷特的三重精神困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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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个人物，“生存还是毁灭成为了叩问无数人心灵的经典对白。朝鲜王朝在面对明清鼎革之时体现出的矛盾心理，正是一种“哈姆雷特时刻”，隐藏在其背后的，是朝鲜王朝特有的政治现实。“后浪”们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突破，需要从更深层次的朝鲜王朝内部政治入手，挖掘史料背后不易察觉的真相，并在明清的断裂性与延续性之间寻找平衡。黄教授的这篇文章在对当下学界的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运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将朝鲜王朝与莎士比亚、晏殊联系到一起，文采飞扬地描绘了他对未来中国的明清中朝关系史研究的展望，必将激发青年学者与学生的问题意识。摘要：朝鲜王朝与明清王朝结成互利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但在“丙子胡乱”后,朝

2、鲜进入生死抉择的“哈姆雷特时刻”,成为朝鲜记忆重构的起点。朝鲜后期的政治焦虑,反映出其特有的权力结构和政治伦理。其面临的根本问题是重建王权秩序和两班统治,所以其他问题都是这i根本问题的副产品。孙卫国的研究把国内关于明清中朝关系史、朝鲜王朝史、东亚史学史的研究推向新高度,成为检验学界相关研究的试金石。国内未来明清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推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有赖于年轻学者摆脱以陈尚胜、孙卫国、葛兆光、王元周等为代表的学者带来的“影响的焦虑:因为学界仍未触及明清中朝关系的一些关键问题,如朝鲜对华观念在“内”与“外”、“实”与“虚，“断”与“续”等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所以,从“朝天啕“燕行”、从“北伐

3、”到“北学”、从“尊明”到“奉清”等话语虽有助于理解历史的变化,但也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因为朝鲜对华观念具有隐秘的“冰山性”,背后交织着各种复杂问题,使“小中华思想饱含多方诉求和多层动因。关键词：朝鲜王朝；胡乱；哈姆雷特；孙卫国；对华观念；一、胡乱:朝鲜王朝记忆重构的起点1636年（丙子）,刚刚称帝并改国号为清的皇太极,终于决定御驾亲征朝鲜的底斩断其与明朝的联系。因特殊的地缘结构,无论是中原维护东亚政治秩序,还是周边新兴政权挑战中原,朝鲜半岛都是各方力争的关键钥匙,如汉武帝兵伐朝鲜以断匈奴左臂、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以图征服明朝。即使从晚清到今天,凡欲主导东亚者,也概莫能外。自“东亚世界在隋唐形成以

4、来,中原政权始终强烈关切朝鲜半岛问题,因为历史经验昭示,朝鲜半岛问题处理不好,最终危及中原内部稳定。其实,这次朝鲜所谓的“胡乱是皇太极对朝鲜的第二次亮剑,因为十年前的1627年（丁卯）,刚刚成为后金大汗的他,就派阿敏等率军征掠朝鲜,逼迫朝鲜约为兄弟之国。但十年中,朝鲜从未认真对待与后金的盟约,大多敷衍塞责,仍然协助明朝军队。皇太极打败察哈尔林丹汗后,得到元朝传国玉玺,被奉为蒙古大汗,坚定了他一统天下的雄心。他在松锦之战后总结自己的灭明战略:“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J从内外战略上来说,所谓“从两旁斫削”,无非是近则克其关外重镇,远则撤其藩篱盟邦,后者显然剑指朝鲜。皇太极称帝时

5、,满、汉、蒙皆有代表出席,唯独朝鲜拒不承认。于是,皇太极积压了十年的怨怒彻底爆发,亲率清军十二万攻打朝鲜,朝鲜称之为“丙子胡乱皇太极此次御驾亲征,分多路进军,集结了征战天下的诸多精锐猛将,如多尔衮、豪格、马福塔、多铎、岳托、代善等,兵锋所指,摧枯拉朽,长驱直入,“如霜风之卷秋葬,炉火之燎鸿毛”,很快就将朝鲜国王仁祖围困在南汉山城。生死关头,朝鲜君臣在寒冷山城展开激烈争论。最终637年,朝鲜接受现实,选择生存,仁祖出城投降,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重签盟约,如改兄弟之国为父子之国、接受清朝册封并向其朝贡、派遣王子作为人质、协助清军攻打明朝等。另外,朝鲜还在三田渡树立“大清皇帝功德碑”,表示与过去

6、的君父明朝彻底“划清界限”,全面服从清朝。丙子胡乱是明清东亚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战争,对清朝、明朝、朝鲜和东亚都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它不仅实现了皇太极拔除明朝藩篱、解除后顾之忧的既定战略目标,瓦解了熊廷弼所谓“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的明朝海陆攻防体系,使明朝永远失去了朝鲜这最重要的藩属国,决定了明朝的命运,还彻底扭转了清鲜关系,两国君臣秩序的确立其实预示了东亚华夷秩序的变迁,实乃日本所谓“华夷变态的彩排和预演;另一方面,它也改变了朝鲜政治的进程,重创了朝鲜的政治根基和社会结构。经此战争,朝鲜永远失去了明朝这一王权合法性的来源,统治阶层的威信也继“壬辰倭乱”后再度降到极点,内部集团出现严重分化,如

7、亲清派、排清派的对立,而入质沈阳的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孝宗）回国后面临的不同命运也影响了朝鲜的未来走势。所以,朝鲜后期对痛苦记忆的书写和对华观念的重构,就是从1627年和1636年两次胡乱开始的。胡乱后,天崩地陷,朝鲜面临的根本问题是重建王权秩序和两班统治,其他问题都是这一根本问题的副产品。面对明亡清兴的大变局,在现实政治上,朝鲜可谓进入一种生死抉择的“哈姆雷特时刻”。二、果壳里的君王:朝鲜后期的焦虑与解梦朝鲜半岛是东亚的地理枢纽和四战之区,决定了其几千年来被大国争夺的不幸宿命,也使其在无数次的生死抉择时刻形成了一套柔韧的生存策略。这套生存策略在朝鲜面对不同的历史情境时不断进化和变异,甚至一直

8、延续至今。因为朝鲜半岛无论何时都要像哈姆雷特一样始终思考广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朝鲜君臣这种浓郁的哈姆雷特式焦虑,在“丙子胡乱”后的整个朝鲜后期成为一种政治伦理,久久盘旋,绵绵不息。作为莎士比亚戏剧中最长和最有名的一部作品，哈姆雷特表达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普遍性焦虑,不仅关乎外在的生存还是毁灭,还关乎内心的认同和确定。陆谷孙曾引用哈佛女学者MarjOrieGarber的话说:“阅读或观看哈姆雷特的功效之一在于唤起认同和回忆。”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听闻父王去世、叔父即位并与母后结婚的消息后,内心充满疑惑和愤怒,通过与父王幽灵的交谈后,他才得知叔父毒死了父王并占有了母后,于是哈姆雷特决定

9、复仇。在朝鲜眼中,“皇明是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君父,而清朝“胡皇”则是非法占有中原的僭主。丙子胡乱时,朝鲜君臣被围困在南汉山城,以崔鸣吉为代表的主和派和以洪翼汉、尹集、吴达济、金尚宪等为代表的斥和派展开激烈交锋,这实际上就像哈姆雷特在生存还是毁灭之间盘桓的天人交战。胡乱后,朝鲜需要重建被冲荡的社会结构和人心秩序,而明朝的灭亡则使朝鲜面临更大的认同危机,此诚危急存亡之秋,朝鲜应该怎么办?于是,已经灭亡的明朝就成为一个幽灵魅影在朝鲜宫殿上空徘徊,朝鲜度抱着北伐中原为君父报仇的信念,但北伐最终沦为一场空梦。胡乱后沈阳为质的阴影始终萦绕在孝宗的心头,受到宋时烈等山林之士的激励后,他曾赋诗表明北伐决心:“我

10、愿常驱百万兵,秋风雄阵九连城。指挥蹴踏天骄子,歌舞归来白玉京。”虽然也试着卧薪尝胆,但清使一来,朝鲜便草木皆兵,孝宗临终哀叹:“日暮途远,至痛在心。“宋时烈临终亦叹:“忍痛含冤,迫不得已。“葛兆光指出,在面对吴三桂打着为明复仇的“三藩之乱”期间,朝鲜曾设想联合三藩和台湾共灭清朝,但观察到吴三桂终究不会像蜀汉的姜维一样诈降复仇,从蠢蠢欲动最终变为按兵不动。但在生存还是毁灭的抉择上,朝鲜终究不是哈姆雷特,因为它虽然有着哈姆雷特的焦虑和梦想,却并没有哈姆雷特的决心、勇气和力量。心灰意冷后,朝鲜只好退而求其次,建立大报坛专门祭祀明帝,编纂思明文献怀念明朝。即便被困在东亚一隅的“果壳之中,朝鲜仍然认为自

11、己是明朝文化和中华正统的继承人。在整个朝鲜后期,无论是尊明还是奉清,是尊王还是攘夷,是北伐还是北学,都是源自于朝鲜内部始终面临的生存危机和认同危机,朝鲜需要在各种哈姆雷特时刻上进行抉择,但朝鲜最终并没有成为哈姆雷特。事实上,朝鲜和清朝都要正视明朝的幽灵。在明朝幽灵的缄默和后代子民的躁动中,朝鲜在各种空间和文本中的义愤填膺与清朝在大义觉迷录的滔滔雄辩,其实有着许多的相似,更证明两国的合法性焦虑似乎都不比对方轻。如有学者指出,朝鲜参与讨论大义觉迷录说明两国都面临着华夷辩论和历史诠释的共同问题。对朝鲜国王和丹麦王子来说,死去的君父是一个巨大的阴影,也成为行动的动力。在哈姆雷特看来,丹麦是一所牢狱,他

12、说:“倘不是因为我有了噩梦,那么即使把我关在一个果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着无限空间的君王的。”大臣说:“那种噩梦便是您的野心;因为野心者本身的存在,也不过是一个梦的影子。”在抉择时刻,哈姆雷特强烈表达内心的矛盾:“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斗争中结束这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是更勇敢的理智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很可能,父王幽灵并不存在,只是因为他的焦虑和挣扎,父王幽灵被他幻想成为自身完成合法论证的交流对象。然而,旁观人似乎看得更分明。当哈姆雷特不顾劝

13、阻,毅然向父王幽灵走去对话之时,他的朋友霍拉旭说:“幻想占据了他的头脑,使他不顾一切。”胡乱之于朝鲜,是一个巨大的噩梦,它其实提前宣告了明朝的灭亡和华夷秩序的逆转,从此朝鲜进入一个阴影弥漫的陌生世界。在这种迷失自我、异常焦虑的政治情绪中,朝鲜只好以父之名,寻找自身认同,将自身从噩梦中解救出来,建构自身的主体性。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论及宋代史学中的正统论,其实与朝鲜后期史学有着一定相似性:“宋代史学中正统论争论的兴盛,正在重构历史,为这个处在，尊王攘夷关键时刻的王朝,以文化上的民族上的认同基础。它们承担着重新筛选历史事实和小心诠释传统哲理的责任,描述这个民族在历史上的一以贯之的轨迹,凸显经典中来

14、历久远的伦理道德原则,证明现在这个，国家不仅承负着天地赋予的正当性,拥有历史传续下来的合理性,而且显扬着独一无二的至高无上的文明。“朝鲜后期始终需要面对胡乱这一噩梦,通过编纂诸多文献,重构历史以求“解梦”,这也是当今韩国学界对17世纪念兹在兹的重要原因。时至今日,韩国仍对丙子胡乱耿耿于怀:2017年韩国电影南汉山城引起社会乃至学界的广泛关注;2019年,丘凡真出版丙子胡乱:皇太极的战争，许泰玖出版丙子胡乱与礼,以及中华，韩明基出版关于胡乱时期主和派大臣崔鸣吉的专著。这让人不禁反思:韩国追忆在明清之间抉择抗争的历史往事,是否因为当下也面临着徘徊犹豫于两个大国博弈夹缝间的外交处境？正如荷兰学者伊恩

15、布鲁玛在创造日本中劝告当今日本人:“但我还是期待有朝一日看到日本人解放自我,真正地和黑船告别,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后者。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何时平心静气地告别胡乱记忆,斯时朝鲜半岛才能真正从历史和现实中找到自己。三、试金石:明清中朝关系研究的得失和启示上世纪90年代,陈尚胜较早在国内利用燕行录撰写了分析朝鲜王朝对华观的专著,这在当时尚属冷门。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和东亚在全球中的角色日益突出,国内外学界在研究视野和问题意识上也有所转变,葛兆光、汪晖、孙歌、韩东育、张伯伟、黄俊杰、甘怀真、白永瑞、李成市、滨下武志、杉山正明、山内晋次、广源宪雄等中韩日不少学者,纷纷提出不少重思中国和反思东亚的研究

16、思路,而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美国旧论“新清史”的论战其实也侧面反映了国内学界对重思中国叙述、重构东亚话语的迫切和焦虑。在此情势中,朝鲜半岛成为学界理解东亚史的关键对象,加之越来越多的东亚汉籍在获取上更加便捷,所以近二十年来关于明清中朝关系史和朝鲜对华观的研究已成蔚然之势。但据笔者管窥之见,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者虽多,却面临“兵多将稀的态势,大部分研究存在短时化、简单化、碎片化、割裂化的倾向。如研究重点过于集中在朝鲜后期即清代时段,对明代及明代以前的关注仍不充分;研究内容过于集中在思想文化领域,在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社会史等方面缺少深入研究;研究视野上多是就朝鲜论朝鲜,仍然缺乏横纵方向的对比意

17、识和东亚视野,且对韩国、日本、欧美等国际学界的优秀成果明显缺少有效回应。梳理国内学界的不足,既能明确学界当前需要努力的重点,又能对照和凸显出优秀作品的特质。在此,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孙卫国研究的典范性,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前行研究对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也是因为新著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嫡变(16271910)的出版使其研究格局和研究特色更加清晰。因此,孙卫国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检验国内关于明清中朝关系史研究的试金石或“雪线”,对其研究的臧否有益于我们理解国内学界研究的高度和限度。从“尊明”到“奉清”是孙卫国继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下文简称

18、大明旗号)后推出的又一部明清中朝关系史研究力作。大明旗号揭示了以往所谓典型的中朝宗藩关系在清代存在一个实质性的断裂:“制度上,朝鲜衷心履行藩国职责,行事大之礼。但文化心态上,朝鲜从未有过臣服的表现,永远处于独立抗拒的姿态。只有将二者共同把握,才能真正把握清代中朝关系的内在特性。该书接续大明旗号的基本脉络与核心观点,所以笔者认为该书不仅是作者自云前书的“姊妹篇”,还是其延长线,共同构成作者关于明清中朝关系史研究的，双飞燕:首先,从书名标明的研究时限上看,两书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大明旗号指向16371800年朝鲜尊周思明最活跃也最为重要的仁祖到正祖年间,而从“尊明到“奉清”则研究了朝鲜从1627年

19、“丁卯胡舌L”到1910年日韩合并期间的对清意识。其次,该书弥补了大明旗号的一些缺憾,更加深化、细化和完善。大明旗号主要侧重朝鲜政府和儒林层面的尊周思明观念,对走出国门的燕行使在华交流活动关注不多,且未充分整理“小中华思想的核心理念,而该书则对以上两个问题都进行了重点阐释。事实上,深入探讨两书的逻辑联系和学术关怀,对比分析两书的学术差异和优劣得失,本身就是一个重要问题。该书在十四篇具有横向、纵向联系的专题研究论文基础上聚合而成,分上、下两编。上编“朝鲜王朝对清意识之面面观”,共八章,从多重层面探讨朝鲜王朝对清意识之婚变,着重探讨朝鲜从“尊明贬清如何过渡到“尊明奉清”。下编“燕行使视野下朝鲜王朝

20、对清意识的嫡变”,共六章,选取洪大容以后六个颇具代表性的个案,历时性梳理清代乾嘉以后中朝文化交流史的演变及其特征。所以,该书的研究思路和问题意识可用两个关键字集中概括：第一个关键字是“多，该书从多重层面探讨朝鲜对清意识,通过分析朝鲜“小中华”思想的核心理念、檀君崇拜与箕子崇拜、关王崇拜、入关前清鲜关系、清初朝鲜“报仇雪耻”理念、丁未漂流人事件、朝鲜对清称谓用词等诸多关键问题,采取思想史、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多种研究方法,共时性考察朝鲜王朝对华观与对清观问题。同时,该书也借助燕行资料,从不同时期选取诸多个案,如洪大容与浙江三土之友情、韩客巾衍集、洪良浩与纪晓岚、李尚迪与张曜孙、朴珪寿与咸同土

21、人、金允植天津之行等,阐释朝鲜土人对清观念的演变及其特征。第二个关键字是“变工作为一种充满政治意味的对华观念,朝鲜对清意识并非铁板一块,在明代、倭乱、胡乱、清初、清中、乾嘉及以后皆会迎来不同的拐点。该书认为朝鲜前期的“小中华”思想以慕华”为核心,朝鲜后期则以“尊周思明，“尊明攘清，为核心。但随着时势变化,朝鲜后期的仇清、贬清也逐渐演变为奉清。直到近代面对西方和日本侵扰时,朝鲜将清朝作为仰仗的“上国”以寻求庇荫。其实,朝鲜对清意识的变化,也是作为受害者的危机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变化,朝鲜最终接纳清朝,实际上就是不断调整自身的思想与行动,克服这一外在危机,最终认同了自身和清朝在东亚秩序中的不同角色。因

22、此,该书中“多和变”既并行不悖,又相互融合。通过横纵二维考察,作者揭示了朝鲜对清意识在复杂内外局势和政治生态中的隐秘生长和演化,增进了我们对朝鲜后期政治史和外交史的立体性认识,所以阅读该书是一场穿越时空的精神旅行。结合该书和其他作品,笔者认为孙卫国的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色,反映出其特有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价值。首先,中朝关系史和史学史的融合拓展了东亚史研究的广度。王世贞史学研究足以证明作者史学史研究功底深厚，大明旗号从“尊明”到“奉清”和之前的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则将明清中朝关系史和两国史学史熔于一炉,别具一格。而近年来作者在研究万历朝鲜之役（壬辰战争）的历史书写方面用力颇勤,使这一炉火更加

23、纯青,对学界拓展东亚史研究的视野和方法颇具启发借鉴意义。因此,孙卫国未来新书将继续在万历朝鲜之役方面呈现精彩。其次,文献考证与语境分析的并进增进了中朝关系史研究的深度。该书注重严格细密的文献考证和历史语境分析,既不迷信文本,又能超越文本,本着朴实求真的史学态度,梳理了朝鲜“小中华思想、箕子崇拜、关公崇拜等一些关键问题的历史脉络，大明旗号也在这方面多有创获。这对当前学界一些抓住史料不加甄别就使用,甚至把史料翻译整合成一篇论文的研究者,实乃当头棒喝。再次,多重视角和多方对话的兼顾提升了朝鲜王朝史研究的精度。作者在大明旗号中提到:“多时段、大范围、多层面的研究不仅可以给我们宏观的视野,而且可以打破既

24、有学科分野的一些局限,因为能更为深刻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同样,孙氏在从“尊明倒“奉清”中不仅注重从多重视角探讨问题,增进了对朝鲜王朝的立体性理解,还重视对韩日欧美等国际优秀研究成果和热点话题的回应,这与一些充耳不闻国外声音的研究者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孙卫国可谓国内关于明清中朝关系史、朝鲜王朝史、东亚史学史等研究方面的翘楚和功臣,是当今相关领域的学者绕不过去的高峰。大明旗号堪称推进国内外中朝关系研究的经典之作,十余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尤其是年轻一辈在这方面的进取,很难说不受到此书影响,而今势必又要在必读书中加入这本从“尊明，到，奉清，。国内未来明清中朝关系史尤其是朝鲜对华观的研究推进,从某种

25、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年轻学者摆脱以陈尚胜、孙卫国、葛兆光、王元周等为代表的学者带来的“影响的焦虑，,在其肩上展现更大的视野和更新的视角。正如陈学霖在大明旗号的序言中说:“今后研究中朝关系的学者,无论从何角度和层面去考察,肯定要为这部挑战性的作品的面世作出回应,从而推动更理性客观的研究J诚哉斯言,但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不过,以塞亚伯林针对我们如何回应挑战提供了一种激励,他在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一书中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最杰出的哲学家们对问题的阐述和解决,是通过改变看待问题的角度;是通过转移重点、通过置换、通过转换被迷惑者的视角,使他们看到以前看不到的差别,或者认识到他们曾十分强调的

26、差别实际上并不存在,或是出自混乱或缺乏洞见。”正是在改变角度、转移重点、转换视角等方面的努力下,近年来不少年轻学者已经开始超越前辈,创建新的研究模式,尝试回应“新清史”“海洋史”“内亚史”“全球史等国际学术热点,进行理论话语建设。四、似曾相识“燕”归来:从高丽的视角看朝鲜孙卫国强调,朝鲜对清意识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虽然内心始终难以忘却明朝,但在经历国际局势变化、清朝的统一安定和对朝鲜的怀柔政策后,尤其是朝鲜君臣念兹在兹的“胡无百年之运”观念,在清朝康雍乾文治武功的现实面前破产后,朝鲜已经开始对清朝产生某种认同。所以,孙氏表面上在探讨朝鲜对清意识的演变问题,其实是在探讨朝鲜后期的政治文化转变的问

27、题,而转变的基本路线和走势，最终指向重新认可“燕京宋相晏殊有词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无可奈何的危机时刻和激变时代,总能唤起人们似曾相识的历史经验。胡乱冲荡了朝鲜的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明亡再难提供王权正统来源,这是无可奈何的残酷现实,但朝鲜若保国图存,就必须对清称臣纳贡,此情此景似曾相识,无疑就像回到臣服辽金元的高丽王朝一般。朱熹说:“高丽与女真相接,不被女真所灭者,多是有术以制之。”所谓高丽之术”,其实正是朝鲜半岛在大国夹缝间灵活的生存策略。北宋安煮出使高丽时,认为可以理解高丽同时向辽宋朝贡的“尊中华,事大国”外交政策,所以,朝鲜王朝的外交策略实际上有着高丽政策的渊源。但是,从

28、高丽王朝内部胎生出的朝鲜王朝,既延续了其母体的不少基因,但又显得如此迥异,以至于朝鲜王朝认为高丽实乃夷风未除的时代,而自身才是真正的小中华。“似曾相识的背后,既可以是藕断丝连的联系,又可以是似是而非的差异。这样就牵扯出一个学界不曾深思的重要问题:朝鲜王朝后期的对清观念与高丽王朝的对元观念有何联系和不同?或者说,同样是臣服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为什么高丽对元的仇视远远没有像朝鲜对清的仇视这么强烈?笔者认为这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两朝王权合法性来源不同。高丽太祖王建在后三国混战中渐次削平群雄,统一朝鲜半岛,王权合法性基本靠王建个人与国内豪族共同奠定。虽然高丽也向五代、辽、宋、金、

29、元中原政权称臣纳贡,但更多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装饰王权之需。而朝鲜太祖李成桂则以兵变篡位形式建立新朝,且杀戮几位高丽国王,这就决定了朝鲜王权的合法性危机远比高丽严重,如朝鲜王朝从始至终一直向明清交涉的“宗系辩诬问题即是明证。因此,朝鲜必须依附明朝以求庇佑,常以明封朝鲜等同于周封箕子,若失去明朝,朝鲜王权便从根源上失去了名分,除非它认为自己像“鲁存周礼”一样成为明朝余脉。第二,两朝与大陆政权关系不同。高丽和宋朝建立之前,契丹就已是深刻存在的强大政权。自五代到宋亡,大陆列国纷争更迭不断,高丽已习惯臣服于北方非汉人政权,结交宋朝主要是为了缓解辽金压力和获取海洋贸易之利,也借慕华外交而获朝贡贸易之利,

30、“高丽之臣事中朝也,盖欲慕华风而利岁赐耳，而朝鲜建立之前,明朝已基本掌控了中原大陆,女真部落还未发展起来,朝鲜视明朝为保护自身王权和免遭日本灭国的父母之邦,而视女真为需要征服和羁縻的夷狄部落。但明亡清兴使大陆的华夷秩序彻底颠倒,朝鲜的王权秩序和社会结构也被两次胡乱冲乱,所以这让朝鲜产生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第三,两朝的政治主体与统治思想不同。高丽王朝是王建联合各地豪族建立起来的,贵族国家体制明显,王建在十训要中明确规定,“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佛教被确定为护国思想,所以面对同样崇奉佛教的元朝,高丽在思想观念上并无太大抵触。但朝鲜是李成桂联合新兴儒臣建立起来的,程朱理学是其立国思想,且在16

31、世纪,性理学走向纯熟,士林派掌控朝廷,明朝援助朝鲜击退倭军，朝鲜更加注重华夷之辨、君臣名分和义理思想,这大大强化了朝鲜对明朝的慕华事大观念和感恩意识。第四,元朝和清朝对中原大陆和朝鲜半岛的控制不同。元朝并未强力干涉汉人和高丽的衣冠发辫制度,但清朝对汉人采取了严厉、残酷的政策,这对中原遗民和继承明朝衣冠制度的朝鲜都造成了强烈的精神伤害。元朝将高丽列为征东行省,全面控制高丽政治,靠婚姻结为“舅甥之国”,提升了高丽在蒙古时代中的国际地位,所以高丽全面接受元朝统治,主动沿袭元朝风俗和衣冠,实为蒙元帝国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清朝并未全面控制朝鲜,除了加强监视外,较少干预其内政和风俗,清朝赋予朝鲜更多的自治权

32、反而激发了朝鲜比高丽更能在国内自由表达自己的情绪。通过对比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就能从长时段中理解朝鲜王朝的特殊性,也更能进一步理解孙卫国所言朝鲜“尊周思明”和对清意识的根源和特质。五、隐秘而巨大:朝鲜对华观念的“冰山性”如前所述,作为国内学界关于明清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孙卫国具备一种试金石的角色,可以测量国内相关研究达到的高度和限度。一方面,他在研究中贡献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后生学者继承或借鉴,标志着国内相关研究能攀到的高峰;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也存在一些短板或未曾触碰、深挖之处,体现出国内学界仍有一些未曾越过的山丘。如果说,朝鲜对华观念或小中华思想是一座海上冰山的话,那么显而易见

33、的海面部分是由更庞大的海底部分支撑着,其漂浮走向亦深受海底潜流的影响。根据笔者陋见,国内包括孙卫国在内的诸多学者,往往关注到冰山的广阔与波澜起伏,然对其深邃与潜流暗涌有待深入阐释。总体来说,朝鲜对华观念的“冰山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内，与，外，。外交乃内政之延续,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冲突仍是各国内部问题延伸到边界之外的交锋,而各国内部问题是由权力格局、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思想观念等共同决定的。朝鲜对清意识的演变和特征,表面上受华夷思想之驱使,但也与自身特殊的权力格局和政治脉络紧密相连,因君臣斗争和儒臣党争往往会影响内外决策。朝鲜王权始终脆弱,倭乱和胡乱又使王权雪上加霜,两班阶层也遭重创

34、,奴婢大量逃亡,民乱频仍,田地荒芜,财政拮据,这使朝鲜君臣在倭乱结束后必须重建王权和两班世族。朝鲜前期名臣梁诚之认为世族乃支撑国家的柱石,奴婢又是维持世族的关键,“夫大家世族之为大家世族,以其有奴婢也所以朝鲜必须强调君臣秩序和华夷之辨以凝固人心,重建等级秩序和社会结构,缓解内部危机。朝鲜后期自肃宗开始全面进入党争时代,尤其是老论派、少论派之间的斗争直接左右了景宗、英祖、正祖时代的政治格局。王权受到更大压制,一方面需要在荡平群臣党争中突出重围,另一方面也需要依靠群臣党争分化各派势力。因此,肃宗时代开始建立祭祀明朝皇帝的大报坛,肃宗和英祖也举行大量国王巡行活动，从个人行为上升为政治行为,同时加强祭

35、祀明朝皇帝的礼仪,这一系列礼仪活动指向王权威信。金滋炫在其经典研究中深刻指出8世纪以英祖为代表的朝鲜国王在重塑儒教和振兴王权的过程中,时刻面临来自内部复杂的党争压力和君臣争夺政治话语权的斗争。李珍景强调,朝鲜后期的中华主义话语其实并非代表朝鲜拥抱中华文化,反而是抛弃自身的固有特性而想成为中华的一部分,且作为主体的朝鲜王室和老论派通过主导这一话语来巩固其权力与合法性。显然,胡乱后,如何恢复原有等级秩序,在政治斗争中削弱对手,反清思明成为王权和两班进行政治表达和权力斗争的话语武器,成为考验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和主旋律。孝宗提出的北伐政策,有着王权引进以宋时烈为首的山林之士与旧臣集团斗争的需求。不少学

36、者曾提出朝鲜后期对华观经历了从“北伐”到“北学”的变化,这种简单的概括其实忽视了两个问题。其一,北学的背后是奴婢阶层的解放和身份制度的变化,解体的结构和过时的制度已难以保障政府的财政、劳动力、军事等需要,出现“三政紊乱，一批实学家如柳馨远、丁若钠、柳寿垣、朴趾源、朴齐家等本着“利用厚生”之原则反思各种制度,提出一系列切实改革主张。北学清朝就是在这种国内危机和改革现实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在正祖时代达到高潮。其二,北学主张与英正时代的特殊文化氛围和权力结构相关。正祖去世之后,朝鲜进入外戚势道政治时代,政治话语一度返回到严厉的华夷之辨,北学派被打压,北学思想偃旗息鼓。因此,朝鲜后期的对清意识伴随着内部

37、政治斗争和社会变动,充满了曲折和反复,很难用一个简单的脉络来概括。第二是“实”与“虚”。历史中的个体或集体,在表达声音和采取行动时有三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他们的声音和行动看似在表达一种观点,但限于环境和氛围,却有着另一番更深刻的诉求和原因;二是他们在历史激流中是非常被动的,后人看似主动作为的行动和思想,其实在当时并没有被理性地论证过,不少是被迫采取的应急措施;三是当他们进入今天的研究视野时,我们需要区分哪些是当时历史的事实被保存和认可,哪些是囿于后来历史学家的想象而陈陈相因到今天。我们在利用文本史料和使用概念时,仅仅“听其言而观其行是不够的,更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如孝宗的北伐

38、政策,需要在王京和重镇集结训练军队,有着王权伸张与内部党争的根源。但北伐思想作为一种统治策略,基本停留于精英阶层,广大民众阶层对北伐是异常疏离的,因为北伐只会造成社会紧张,无助于民众利益。因此,北伐论的产生和从未践行恰恰体现出朝鲜统治阶层在对华观念上存在争论和斗争。又如大报坛从动议、建立到祭祀,本身就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激烈争论,体现出朝鲜内部在祭祀明朝皇帝上仍有很深的分歧,折射出大报坛的王权意志和党争色彩。在“朝鲜中华主义”的概念问题上,桂胜范认为朝鲜中华主义的实质是:在外部加入清朝主导的国际秩序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内部则靠批判清朝体制来强化内部管制以维持自身统治。他也指出:朝鲜继承中华正统的思想

39、实乃朝鲜克服殖民史观的产物,因为到了20世纪初,朝鲜后期中华思想日益被解读为民族自尊心的增长和摆脱中国的精神逃逸;王元周批评以郑玉子为代表的韩国学者在近代民族观念的刺激下,混淆了朝鲜士林话语中的道统与正统概念,所谓“道统在东并不意味着朝鲜就成为中华正统,反而是更加强化了一元化的天下观,继续承认其为小中华。再如学界广泛使用朝鲜赴京使臣日记“燕行录来考察对华观念,但存在过度信任其文本表述的问题。因为不少燕行录的书写和传播,是在政治正确的严厉氛围中,经历了复杂的自我审查、修正、装饰等环节;因为赴京使臣多是朝鲜士大夫的领袖或中坚,在创作燕行录时会顾及其传播后的政治后果。权力的毛细血管无处不在,王汉森所

40、言的清人文集中的“自我压抑现象在朝鲜燕行录中也可适用。学界常简单地用“朝天”到燕行归纳朝鲜对明清观念的差异,但“朝天日记中对明朝也有许多批评和鄙夷,而“燕行”日记中对清朝的批评也掺杂了很多政治正确的水分。即使是作为北学派中坚的朴趾源,在主张学习清朝时也不敢触碰政治正确的底线,称明朝是父母之邦上国”,而清朝则是以力服人的“大国而且,我们必须认清这样一个逻辑事实:北学派的呼声越热烈,越能反映出朝鲜仇清情绪的广泛深入,反证出北学派仍是一个少数文人学者构成的非主流群体。从此意义上来说,朝鲜政府的对清政策与文人的私人表达之间是否可以实现有效互证,值得斟酌与商榷。实际上,不仅是燕行录,朝鲜后期编纂的不少典

41、籍,是基于胡乱后社会变动的现实而进行的历史重构。如果我们过于信任被朝鲜后期重构过的文本来考察朝鲜后期的历史,岂不是自入其骰中？因此,我们应该警惕史料的遮蔽性,注意理解话语和行动背后的真正逻辑。第三是“断”与“续，历史之河要经历许多瀑布和峡谷,看似充满断裂和变化,但断裂和变化仍然要依托旧有的河床,或者断裂和变化之前早已酝酿了漫长而细微的铺垫准备。历史上的许多关键问题,好像突然消失,但又往往在后来的多种时刻再现,这并非是一种循环往复,而是因为历代一直想努力克服但始终未能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存在。国际学界过多关注明清易代后或17世纪开始的中朝关系和东亚史,其实就是预设了一个断裂性。这样一种预设导致人

42、们会有两种误解,一是认为小中华思想是在明清易代后才高涨起来的,二是认为17世纪后东亚各国逐渐离心并分道扬镶走向近代。宋念申在发现东亚一书中说道:“但如果我们将它放回到更长的历史时段里,就可看到它其实有很强的延续性,并不是新现象。某种程度上,强调17世纪后区域认同不再存在,是为当代主权国家体系下的外交现实找寻历史回应;但它有意无意间以，现代国家间关系（即主权外交关系）为模板,将传动东亚国家间的关系模式（宗藩关系）与，现代，作切割处理自居意识形态正统,表面看似离心,实质恰是对区域权力等级关系的再确认。其实若对比明鲜、清鲜关系的确立过程,两者都经历了紧张冲突和博弈磨合,明朝和清朝在确立自身对东亚国际

43、秩序的主导角色方面,都努力拉拢朝鲜,而朝鲜也利用明清的拉拢稳固了国内统治与政权合法性。可以说,正是两国关系的确立才有效铸就了以明清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从这一点来说,明清两代在朝鲜问题的东亚战略考虑上并无实质区别。就小中华思想来说,根据笔者的研究,其实它在高丽时期就已存在。因为朝鲜王朝不仅模仿明朝革新了制度,也继承了高丽制度,尤其是在权力架构和外交策略上直接继承了高丽的政治遗产。因为高丽后期的新兴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改革和创立制度,以郑道传等为代表的高丽大臣正是创建和设计朝鲜王朝的主力军。JohnB.DUnCan在朝鲜王朝权力的起源一书中认为:1392年朝鲜王朝的建立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四

44、百多年后,自10世纪就建立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的努力的高潮。所以,不少古代国家,无论经历多少代,但因为权力结构中的根本矛盾没有解决,所以其政治常数也没有发生改变,就会在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续下来。如古代中国无论是郡县与封建、贵族与官僚、文与武、君与相、满与汉,政治常数最终指向的是强大的皇权,而朝鲜半岛的政治常数则始终指向脆弱的王权。由此观之,朝鲜对华观的背后交织着各种复杂问题,而朝鲜的政治逻辑尤其是王权和两班的诉求和博弈,即使不是支撑朝鲜内外政策的唯一引擎,也是塑造朝鲜对华观的主要动力。鲁大维的研究揭示出:在蒙元治下的东北亚的复杂局势中,高丽王朝对王权强化和政治盟友的诉求始终是心头大事,而朝鲜王朝承其

45、衣钵,依然如故。政治生态中的思想脉络本来就具有隐秘性,而朝鲜思想浸润于东亚波诡云谪的陆海空间,便使小中华思想饱含多方诉求和多层动因。白永瑞评论葛兆光“何为中国”的话题时曾分析周边国家的小中华思想:“所谓的，中华，,与其说中华本身具有具体的内容,倒不如说是该国家的（特定）成员为符合自身的（特定）需要而赋予中华具体性,换言之,也可以说是各个势力之间为确保正统性,拿来利用作为竞争的开放空间(arena)。”因此,朝鲜对华交流中的话语和行动,貌似都是思想的反映,但有意识的思想仍是浮于海面的冰山,更大的冰山实体则暗藏水下,蕴藏着诸多潜意识的历史惯性和隐蔽悄然的集体行动,反映着结构的变迁和力量的消长。所以

46、,从“朝天”到“燕行”、从“北伐”到“北学”、从“尊明”到奉清”等话语虽有助于理解朝鲜对华观念的变化,但也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不宁唯是,这种“冰山性”不仅局限于朝鲜对华观念层面,它也隐藏在前近代东亚各国对外思想和行动的深处。这不仅有助于揭第源泉和动力,亦有利于阐释过程和氛围。论哈姆莱特的三重精神困境摘要：文艺复兴发生在一个新旧观念激烈冲突的时代，在带来人性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思想的混乱与伦理的失范。哈姆莱特是文艺复兴后期的产物，主人公哈姆莱特深陷理想、信仰与理性的三重困境。残酷的现实使他对人文主义理想产生了怀疑，复仇命运与基督教义的内在冲突拷问着他的心灵，无法重振乾坤的理性导致了他复仇行为的延

47、宕。事实上，哈姆莱特的精神困境是一个人类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关键词：哈姆莱特精神困境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基督教一、引言文艺复兴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一方面，它唤醒了沉睡千年的中世纪，通过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复兴，使欧洲的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人，取代“神，成为生活的中心，这一转变肯定了人的尊严与价值，实现了人性的解放。另一方面，它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人性欲望的过度释放带来了道德的紊乱、伦理的失范，欲望横流、冲突不断。思想解放冲击着原有的基督教信仰与道德体系，然而新的信仰与道德体系尚未被建立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身处其中的人们日益感到焦虑与怀疑对于未来，无所适从。哈姆莱特

48、创作于1601年文艺复兴的后期。主人公哈姆莱特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作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文主义者，他在回到丹麦后不断遭受混乱颠倒现实世界的冲击，内心中新旧多重矛盾进行激烈的交战，由此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人文主义理想所受到的现实冲击、复仇命运与基督教义的内在冲突及无法担起重任的焦虑感，都致使他深陷迷惘的精神困境之中。对于哈姆莱特的“精神困境”问题，早在2000年翁礼明就以信仰的动摇理性的缺失哈姆莱特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一文展开论述，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复仇与基督教神学观念发生冲突，理性精神又不足以支撑他重振乾坤，最终导致哈姆莱特陷入精神危机之中OoWmS这篇论文的叙述角度新颖，为解

49、释哈姆莱特的延宕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切入口。然而，文中所涉及的精神困境仅围绕哈姆莱特的基督教神学展开，论述涉及的范围不够完整全面。2009年,徐子昂在脱节的时代断裂的时间谈哈姆莱特悲剧中的通过仪式一文中，运用“通过仪式”理论，将哈姆莱特的困境诠释为一个难以完成的通过仪式，他指出哈姆莱特所追问的是一个现代性意味的问题，身处于人类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期，哈姆莱特和现代人一样经历着一场“最深刻和全方位的断裂”(100-101)o这篇文章从侧面印证了此前的“精神困境响题，并将哈姆莱特的“精神困境”问题上升为了现代人正在经历的“普遍困境2020年，王南在颠覆与虚无：莎剧麦克白与哈姆莱特中的主观性困境中，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