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理工科学技术史编史学部分讲义03科学哲学与科学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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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章科学哲学与科学史鞋:几乎跟婚姻一样神秘,舒不舒服,只有脚趾头知道。让别人看见脚趾头时,那鞋也该换了。黄永玉,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I、“权宜的婚姻”本世纪70年代初,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LakatoS)在他的“科学史及其合理重建”一文中,开篇便转用著名哲学家康德的说法,提出“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关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间题,此名言可以说是表述了某些科学哲学家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然而,这也仅仅是“某些”“科学哲学家”的“一种理想”而已。在现实当中这种双向的关系是严重地不对称的。因为,一方面,除了久远的历史不谈,自60年代末以来,主要
2、是由于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学派的出现,国外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颇多的讨论,但参与讨论者绝大多数均系科学哲学家,且讨论的主要观注点是科学史对科学哲学的作用;另一方面,科学史家却对科学哲学表现出空前的冷漠态度。加之,即使在科学哲学家当中,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之间的关系或其间的相互作用,看法也彼此相去甚远。所以说,在这一重要间题上人们还远未得出较一致的结论,间题远未令人满意地得到解决。70年代初,有人认为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而将其比作“权宜的婚姻“。这种比喻后来为许多人所采用,尽管依然看法不一。正如美国科学哲学家劳丹(LLaUdan)近来所说的:“科学哲学家(至少是在其行列中的许多人)变得
3、确信,只有当联合起来研究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才会有意义。相反,在科学史家当中普遍盛行的观点,大致是说应该迅速地把提出联姻的哲学求婚者打发走。这种情况表明,从科学史家的角度来看,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之间是隔着一道鸿沟的。为大多数科学哲学家所争论不休的科学史对科学哲学的作用问题,实在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对此,这里不打算过多讨论。本章所要探讨的是从科学史一方来看,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作用、影响、意义何在。当然,鉴于科学史家们对此问题发表的见解甚少,许多问题只是模糊地浮现在科学哲学家讨论的字里行间,这给此探讨带来了相当的困难。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讲的科学哲学,是指那些被称为“科学哲学家”的人
4、们提出的理论和观点,而不是指科学史的研究对象即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后者当然地是属于科学思想史研究的恰当领域。n、历史的回顾首先,我们可以从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相关的发展历史极有选择性的简要回顾中,来看看这两门学科之间关系的变化。正如在本书第一章中所谈到的,在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史的历史并不久远。大致地,我们可以追溯到伴随着18世纪启蒙运动而出现的学科史,在这种学科史中,历史的叙述和解释是根据一种作为前提的认识论理论来构造的;从而,出现了这样一种传统:历史被用于举例说明支配人类思想进步的抽象认识原则,被用于各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到19世纪,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都变得更加繁荣。在科学史方面,上述的
5、传统被继承下来并得以发扬。实际上,此期间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学者都横跨两个领域,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哲学家。以在科学史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写出了被誉为是第一部“综合性科学史”或“科学通史”的英国学者休厄耳为例,他就认为,应该以哲学的观点来写历史,而哲学的观点则在此过程中经受了检验。休厄耳意识到,这是一种关于科学史、科学哲学及其间相互关系的全新概念: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辩证地相互作用,在提供观点的过程中,科学哲学使纯粹的历史事实转变为科学史成为可能,反过来,科学史的可信性则为作为科学史出发点的哲学体系提供了检验。历史以这种方式而成为宏伟的“综合”。这也就是说,休厄耳所追求的,不仅是明确地表述人们获得科学
6、的方式,而且是通过在哲学上重构各门归纳科学的出现来将他新获得的观点诉诸历史的检验。当时其他同样一些在这两个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像马赫、迪昂等等,也是以与休厄耳相类似地工作的。但是,到20世纪初,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从表面上看,科学史家似乎仍在坚持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重要联系。美国科学史家萨顿很早就曾指出,历史研究是我们的手段和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我们要不断地发挥它的效力,但这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研究科学的哲学,在于获得对人和自然的更完善的认识。但是,萨顿本人在其科学史的实践中,并未有意识地去做科学哲学的工作,而是主要致力于一种“综合性的”新人文主义的科学史。其实,早在19世纪时,另一位受到
7、孔德思想的影响、并在后来被誉为“第一位”“实际上的科学史家”的坦纳里就已注意到,一些科学哲学家在深入研究古代科学家或培根和笛卡儿这样的人物的思想时,他们自己的思考使他们离开了实际的历史,并因而变得“非历史”了。因而,坦纳里曾告诫历史学家们要提防“科学的哲学”。从科学哲学一方来说,与科学史的分离真正的出现,是伴随着20世纪20年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和它在30年代以后发展为所谓的逻辑经验主义,并成为科学哲学的主流。这种新的科学哲学在性质上变得与科学史无关,它在发现的与境(ConteXtofdiscovery)和辩护的与境(COnteXtofjUStifiCatiOn)之间作出区分,并致力于对后
8、者的研究,试图通过利用形式逻辑的技巧来改革哲学,避开科学方法的传统问题,去分析科学术语的意义、科学解释的结构和科学定律的逻辑地位。同样是在30年代,虽然科学史在西方作为一种职业建制尚不成熟,但构成其基础和决定其研究主题与方法的史学理论准备业已形成。这种准备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在1931年出版的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参见本书第二章),对于改变以往科学史中以现代科学的标准来研究过去“成功”的科学的做法,此书在更广泛的史学理论背景中奠定了基础。第二,是苏联学者格森在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一文(参见本书第一章),它对于科学史中“外史”研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
9、重要的影响。第三,从另一线索出发,对于科学史外史的研究的兴起带来了更大促进的,是美国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默顿1938年发表的长篇论文19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第四,是法国科学史家科瓦雷等人的观念论的编史纲领,对后来科学思想史、新的科学“内史”的研究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影响。当然,并不是说以上几个方面的影响当时马上就在科学史家的研究中普遍地体现出来,但它们确实是为后来科学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50年代以后,在美国科学史家“职业化”的过程中,这些影响的效果开始逐渐体现出来,科学史家阵营开始确立了独特的工作方式与评价标准。从此,科学史愈发远离了科学哲学。m、科学哲学家对科学史的关注在很长的时间中
10、,逻辑经验主义虽然一直是科学哲学的主流,但与之有所不同的理论也开始出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即是从30年代起出现的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K.R.PoPPer)的方法论的证伪主义理论。波普既反对科学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也反对传统的归纳主义。基于“证伪”这一重要的基本概念,波普试图制定科学家在其研究或发现过程中应当遵守的规律,认为只有符合这些规范的科学行为才是合理的。自50年代以来,波普的学说可以说是对逻辑经验主义哲学最有影响的替代者之一。然而,除了在推测的历史方面偶尔的尝试之外,波普并不诉诸历史的证据来证明其立场,因为他相信方法论是不能以经验研究作为基础的。但与波普有所不同的是
11、,他的追随者们却不断地求助于历史的记载,以表明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准确地表征了科学进步的方式,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工作,是美国科学哲学家阿加西(J.Agassi)在60年代初出版的论科学编史学一书。在此书中,阿加西从波普学派的观点出发,批判了当时为绝大多数科学史家所采纳的归纳主义和约定论的编史学假定。阿加西对于归纳主义编史学把科学史按现代科学的标准写成“黑白分明”的历史这种做法的批判与科学史界对反辉格式历史解释的接受形成了某种呼应,但与他此书的标题所暗示的相反,他在此书和随后的一些工作中,主要的目的实际上是大量地利用历史事例来对波普的科学哲学观点进行更深入的说明。也就是说,阿加西的基本取向仍是哲学的
12、,而不是历史的。到60年代初,科学哲学中相当有影响的历史主义学派开始出现,从而使科学哲学家恢笈了对科学史的关心。其实,早在50年代初,这一学派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汉森(N.R.HanSOn)就已在其名著发现的模式一书中强调:“对任何科学的有益的哲学讨论,依赖于彻底通晓这一科学的历史与现状。而这一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则是从科学史转向科学哲学的美国学者库恩。库恩在其60年代初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科学发展的动力学,求助于科学共同体的本质来阐明支配科学理论变革的机制,勾画了一幅由常规科学、反常、危机和科学革命等一系列相继环节构成的科学发展图景。关于科学哲学历史学派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13、,当然还可以提到美国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图尔明(S.Toulmin)劳丹、夏皮尔(D.ShaPere)等许多人。由于国内对有关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介绍已经很多,这里就不再对这些人的有关理论予以转述了。但英国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一方面,他面对库恩的理论中的种种困难,在对波普学说批判的基础上力图进一步发展波普的观点,提出了基于精致证伪主义的研究纲领方法论;另一方面,他又常常被划归到所谓较弱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之列。他的科学哲学理论明确地涉及到了科学史的编史纲领间题,尤其是在其科学史及其合理重建一文中,在对归纳主义、约定主义和方法论证伪主义的批判之后,他提
14、出了基于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编史理论,把科学史构想为一部在相继的研究纲领之间竞争的编年史,并根据与这种“合理重建”的一致与否来区分“内部史”和“外部史”。当然,拉卡托斯工作的目的仍是哲学的而不是历史的,但他却提醒说,“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因而,“科学史家反过来应该认真注意科学哲学,并决定他的内部历史要建立在哪一种方法论上”。科学哲学家麦克马林(E.McMullin)在其对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关系的讨论中,曾很有启发性地对科学哲学进行了分类。在这种分类中,一类是所谓的“外在论的科学哲学”,它们经常是作为规范而出现的,其理由不是来自对科学家实际遵循的方法的审查。更细致一些地,外在论的科学
15、哲学又可根据其不同的出发点再分为“形而上学的科学哲学”和“逻辑的科学哲学”两个子类。另一类科学哲学是“内在论的科学哲学”,它们的理由是基于对科学家过去和现在怎样工作的“内在的”描述。这种分类对于我们理解科学史与不同类型的科学哲学的关系或许是有帮助的。显然,与科学史可能相关的只是内在论的科学哲学。在这种划分类中,逻辑经验主义乃至波普的学说都被划在外在论的科学哲学之列,而历史主义则当然地属于内在论的科学哲学之列了。此外,也有人将科学哲学干脆更为一般地划分为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两类。当然,像这样的划分都是一种理想化的极端情形,而实际工作的哲学家则大多处于其间的某个位置。IV、法国传统正如美国科学史家柯
16、恩所注意到的,就由哲学家所做的对科学的历史研究来说,法国人的工作尤为引人注目。虽然这些工作处在英美科学哲学主流之外,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法国以外影响并不很大,但近年来已逐渐引起英美学者们的注意。鉴于国内对之少有评介,在此似乎值得依据有关文献稍作一些介绍。当然,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要地提及其中最重要的几个人的工作。如前所述,在法国,孔德开创了一种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紧密相联系的传统。在孔德之后,这种传统在迪昂、彭加勒(H.Poincare),梅耶森(E.Meyerson),科瓦雷等人的工作中得以延续下来。如果严格地与科学哲学相联的话,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这一传统中的核心人物是巴歇拉尔(G.BaChe
17、Iard),康吉海姆(G.GangUihenl)和福柯(M.FoUCaUIt)等人。巴歇拉尔的工作可以说是通过对科学史的反思而理解理由与合理性之本质的尝试。他认为,严格地讲并不存在像科学史这样一种东西,存在的只是关于科学工作的不同领域的历史。相应地,哲学从它对科学史的反思中,不能指望去揭示一种单个的、统一的合理性概念,它所能发现的将只是合理性的各种“领域二由于巴歇拉尔要从科学史出发来研究科学哲学,所以他的科学哲学的核心就是他的科学变革模式,而这一模式是围绕着“认识论的分裂”、“认识论的障碍”和“认识论的行动”这三个关键的认识论范畴建立起来的。认识论的分裂既指科学知识从常识的经验和信仰中分裂出来
18、甚至与之相抵触的方式,也指在两种科学概念化之间发生的分裂。相应地,认识论的障碍则对应于任何阻止认识论的分裂的概念或方法,它通过旧观点的惯性阻碍科学的进步;而认识论的行动则与之相抗衡,认识论的行动是一种变革,并具有积极的价值,代表了我们在科学说明中的一种改进。巴歇拉尔认为,目前的科学代表了一种亳无疑问地超过了其过去的进步,科学史家可以恰当地利用目前的标准和价值来评判过去,把科学的过去明确地区分为“过时了的”历史和被当前的评判标准所“认可的历史”。但这并不等同于辉格式的科学史方法。因为,首先,巴歇拉尔式的历史并不试图以当前的概念来理解过去的科学,其次,在他看来,也并不存在关于目前的科学是永远不变地
19、恰当的假定。当然,对所有这些抽象的哲学观点,他均是与具体的历史相联系来论述的。总之,巴歇拉尔这种对科学变革的说明使他抛弃了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但却依然承认科学的进步,即同以前的观点可确定的正确性范畴相比,后来的观点具有更广泛的视野,在这种意义上,每个后来的框架都将代表超过其前任框架的进步。康吉海姆是巴歇拉尔继承者,他的工作代表了巴歇拉尔的工作在某些方面的扩展和深化。巴歇拉尔对科学的反思主要是针对物理科学的,而康吉海姆的注意力则集中在生物学和医学科学方面。对康吉海姆来说,科学史主要是概念的历史,而不是术语、现象甚至理论的历史。重要的是将解释资料的概念同说明概念的理论区分开。一个概念向我们提供了对一
20、现象最初的理解,使我们能以一种在科学上有用的方式来阐述怎样说明这一现象的问题,但概念在理论上是“多价的”,由此他可以作出对于在不同层次上起作用的概念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说明。具有特色的是,康吉海姆极为强调他的科学概念史并不自命具有科学的地位。与英美科学哲学家们将历史作为检验方法论原则和科学发展模式的实验室的观点不同,他提出了作为法庭的科学史模式。法庭评判的准则,派生于当前的科学(以巴歇拉尔的方式)所依据的认识论分析。基于这种模式,科学史不是一个科学学科,恰恰是因为它明确地、规范地把科学分析的价值中立倾向的特征排除在外。康吉海姆认为他的科学概念史取消了许多科学史家所关注的对重要的科学发展先驱者的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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