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因应风险而生”看税收起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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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国家因应风险而生”看税收起源大家下午好，这个谢谢会议的邀请。首先对陈志武教授新著文明的逻辑出版表示祝贺和敬意。我还只是读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就已经感觉出这是一部了不起的大著，书里充满了知识和智慧，还有有益的研究问题的方法，总之是一次十分愉快的阅读。听了上面各位教授的发言，感受受益良多。我相信，这部著作将来在学术界和读者当中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现在人们对关于人类文明史的研究性著作越来越感兴趣。我仅就引言、第一、第二和第十一章谈一点阅读体会，其中的内容，涉及到了我所在的财政学领域困扰许久的一个问题,即税收起源问题。起源问题与事物的本质是相通的，是财政学的第一学术问题，所以显得特别重要。国家因

2、应风险而生，这是陈志武教授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在第196页，他提出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国家因应气候的风险、解决水利挑战而起源。在第241页，他又提出了外力风险，合起来可以归结为三大风险：气候、水患和安全，是社会共同体面临的风险，于是人们自觉地聚拢在一起，组成共同体，以便更好地防范和对抗这些风险。关于国家起源，陈老师认为避险赈灾是国家起源的重要催化剂之一，他介绍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比如农业说、气候异常说、地理限制说、应对风险说、战争说等，这些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有一些最基础的条件应该是相通的，即出现了比较高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比较高的互助合作能力以及必要的和复杂的规则和秩序。这些机制都是在对

3、抗上述三大风险当中逐渐形成的，而国家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产生。由这个逻辑推下来，国家产生以后，便天生地具有了最初的、也最接近于国家本质的功能，即庇护民众福利，在尚书中,叫做“养民”。此观念应该在3000-4000年前早期国家的阶段就已经形成了。但是也不能不承认，一直到现在，“养民”即庇护民众福利在体制和制度上仍然是个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远古时代的民众福利，陈老师引用了周礼中的说法，体现的是远古时代由聚落中延续下来的习俗，有些就涉及到民众福利的维护，为达成缓解社会冲突与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有些事部落首领们是必须做到的，否则会被问责，这在尚书的前几篇中也有体现，大禹曾对着舜和伯益等人急切地表白，自己和

4、助手是如何为处在水灾中的民众办事的。陈老师重点提到，没有秩序化，人类就难以走向文明，这个观点对我们研究税收的起源问题有重要启发。我下面的发言就尝试性地应用陈老师的学术观点，在税收起源问题上做一个延伸，请陈老师和各位老师指正。陈老师提到，在新石器晚期的农耕社会已经出现定居生活，其特点是出现了许多以前采集狩猎时代没有遇到过的风险，这使得生活在聚落当中的人们开始担心未来。采集狩猎生活相较于农耕来讲，对风险的担忧并不十分严重，因为人们结成小群游荡在广阔的田野中，而田野中蕴含着无限的希望，可选取的生活资料的来源甚为丰富，获取这些资料的时间也相对短暂。书里第196T97页提到，每天只要两个小时就足够了。而

5、定居农耕生活的人们则要面临大得多的风险,在应对气候、水利、安全等生存风险中，形成了祭祀、治水、防卫、交通等等公共物品和共享利益的需要。当出现某种力量使部分资源，比如谷物和公积性劳动被用于公共体的公共事务上抗灾避险的时候，就实现了剩余产品向公共物品的转化。是的，剩余产品不是只有在农耕社会里才有，在采集狩猎的时代可能就已经有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剩余较少，也不需要那么多剩余，而且剩余产品多了也不好携带。所以多余的物品就会被抛弃或浪费掉。所以剩余产品有个向公共物品转化的过程，只有在某种条件下完成了这种转换，剩余产品才会变成公共物品。促使剩余产品完成转换过程的是权力，或称为支配性的权力。人类的聚落逐渐出现

6、征税的权力、征税的权力主体和支配权力，也对应出现了权力的受体，即奉命纳税者和遵从者。当权力和公共资源两相结合，而且以某种筹集和分配资源的外在形式和运动方式确定下来的时候，税收就产生了。税收一经产生，它便天生地自带一个重要特点，即强制性。在此之前，采集狩猎的部落里也有公共需要，但满足此种公共需要无需强制，靠部落成员的自愿即可，或许还有半自愿。而税收不一样，税收需要强制，为了实现这种强制，就需要制定一系列的规则，还需要通过某种媒介把这种强制性落实到位，完成征收过程。实现征税过程的技术和程序性的媒介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必要的技术工具、算法、账簿、信息等等；第二是一定的文本表达能力，否则征税和分配就

7、难以实际执行，比如楔形文字最早记载的内容就是关于征税与商业往来的文字；第三，是对违规者实施制裁的法律规定。由于税收是征纳双方共同的事情，所以税收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合作的行为。那么，需要进一步讨论双方合作的共同的标的物是什么？在农耕社会里，我比较接受陈老师的说法，合作双方的共同的标的物就是谷物，如斯科特所说的，“谷物是收税官的最爱”。为了持续的享用基本热量和保卫农耕和谷物的安全,人们逐渐学会了贮藏、筑城、治水和陶器制作。比如治水，一方面使人们的居住环境更加安全，同时也是为了保卫农耕与谷物的安全，如果被水淹没，一年的收获丧失，人群将面临灭顶之灾。陶器是人们享用谷物带来的基本热量所必需的,因为谷物必须

8、烧熟了才能食用，有了火，有了谷物，但大自然并没有提供可以烧制谷物的现成的容器，所以人类必须想办法制作出陶器，这需要一系列技术，比如将火烧到六百度以上才能制作出陶器，而把火烧到这个温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等等。而陶器，是人类自己与大自然出产物之间出现的第一个人类自制产品。人类的这些为了谋求生存而进行的活动，就促使资源调度和组织系统逐渐形成了。以往教科书上写的是，剩余产品的出现是税收产生的前提，但是剩余产品出现的基础是食物的储藏与计量，并建立相应的分配机制。谷物颗粒小、品质均等、易于种植、成熟和收获期固定，便于储存、计量、分配与运输，恰好满足集中贮藏和再分配机制的模式。如果把谷物与税收的关系进一步

9、引申，在明确产权与户籍管理的制度化过程中，谷物也适合于征收附加税和摊派劳役。所以税收发端的重要原由之一便是人类创生的谷物文明。斯科特在反对谷物文明这本书中，特别强调了谷物对于国家征收赋税、财政支出与军费支出方面的意义。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苏美尔人最初是用于计数的，人们在交易时签订契约时会用早期的文字符号记录下来，而且必须确保这些文字的真实性和信用可靠性，不能随意更改，所以把文字用泥版的形式固定下来。人类最早的文字信息就是刻在泥板上的，如公元前3400到公元前3000年出自乌鲁克(Uruk)的一块泥板上就记录着一份行政文书，上面写道：“29086单位(约388蒲式耳)大麦37个月，库辛

10、”。“库辛”也许是一个税收的库管人或会计师，也可能是某个人的名字。如果是人名，他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个知道名字的人。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一书中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本不是哲学格言，不是诗歌,不是法律，而是财经文件，记录着税务、债务以及财产的所有权。所以斯科特说，是谷物间接地催生出了文字，人类早期的文字与征税是有关系的。中国的考古发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距今5300年左右的良渚古城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炭化的谷仓，经推算得出一共储藏了20多万斤，稻谷都已经碳化。关键之点是，这20万斤稻谷并非来自于同一个地方，而是从各处征集所得，所以很有可能是当时早期税收的形式。另外，古城的外围有十

11、几条水坝，最远的距离良渚古城十几公里，一方面是为了防范水患，解决风险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为浇灌谷物，是公积性的劳动，可以看做早期国家赋税存在的证据。我们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上面还未发现税收相关的文字，但不见得从来没有过，只是尚未发现而已。早期的中国文字“税”由禾和兑组成，禾指谷物，右边的兑字在周易的第五十八卦当中有兑换的意思。周易的历史非常悠久，可能代表着中国最古老的一种精神，即平等交换的意识。税字从禾从兑，其中可能蕴含着一种什么精神呢？你拿走我的东西,必须拿你的东西来换，如果你什么都没有，我干吗把我的东西给你？反过来也一样，要想得到别人生产的谷物，就得先向对方提供自己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提供给别人

12、。也就是说,任何人想获得别人的东西，必须先去创造和先提供别人需要的东西，这或许就是税收的本源，是一种被我们忽略了或早已遗忘的文化传统。这是古老部落遗留下而为现代人多所忽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税收观念，相同的思想轨迹也出现在道德经第79章中，老子说“有德司契”，这是把征税看作一个契约；“无德司彻“，彻就是早期国家的税，用在此处有重敛之意。而现代财政学中的“财政交换论”（霍布斯、米塞斯等），说明这一观念具有普适性，是这一观念在历史上的延伸。国家和税收的出现并非是生产工具和生产力出现了新突破的结果，因为新石器时代主要运用石器、骨器、木器,没有新的生产工具出现，所以我认同陈志武老师对生产率作为衡量文明标准

13、提出的质疑。张光直认为中国考古学所表现的文明动力是政治跟财富的结合，我也认为权力支配着资源,完成了剩余产品向公共产品的转换，或者说催生了公共产品,然后公共产品定向地用于社会共同体的公共事务，以防范风险、谋取福利，这就是税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当资源和权力两相结合用于共同体共同事务的时候，税收就产生了，但是更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税收应该是先国家一步产生而为其奠基的，也就是税收的产生要比国家还要早一步，国家大厦是在税收的基础上奠基建立起来。司马迁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史记夏本纪），他就是把税收和国家分开来说的。我理解中国历史上真正第一个王朝是在大禹到他儿子启建立王朝之间这个阶段

14、，是国家形成的阶段，读尚书等文献，可以体会到是先有贡赋以后，才有第一个国家机器的产生这样一个关系,当然这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和历史学的论证。第三点，部落首领负责主持共同体的公共事务，除此之外对部落成员没有其他要求，不擅动民力是部落的古老传统。所以尚书的大禹谟里面专门有句话“政在养民。养的意思不是养活起来，而是更侧重于养护，有保护众人生命财产的意思，人的基本生活福利，亦可看做是后世轻徭薄赋思想的一个源头。第四点，五服制，还有禹贡里讲的“任士作贡”、礼记中的“量入以为出”原则等，是最早的但也是十分重要的财政制度安排与思想观念，其中蕴含着人类自发生成的差别意识、风险意识，生于对个体负担的关切和共同体的善意表示，也可以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种央地财政体制。最后一点，税收长期被异化为满足国家需要的工具，一直到现在很多人不能正确地解释税收的本意。我认为税收最基础的价值，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阐释过的，它应该是人的需要、个人的需要。守护谷物安全和防范灾害风险是它最初的逻辑起点，应该也是它的归宿。我的发言内容就这些，谢谢陈老师，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