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震荡之际中国“自然发展”之路如何打开国际新格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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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体系震荡之际，中国“自然发展”之路如何打开国际新格局孰轻孰重：两个平行的世界体系作为世界体系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阿瑞吉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能前行多久？一个能够体现更大的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是否可能？他基于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内在结构和扩张动力的深刻揭示，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东亚复兴语境中的中国市场经济问题的深入分析指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两个文明在塑造现代世界体系的轨迹方面都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到21世纪，人们将见证美国的衰退和东亚的进步。阿瑞吉从整个世界的大历史视野出发，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所作的解读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其对于东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

2、现实性和前瞻性研究，为追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不合理性，以及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近年来，关于阿瑞吉的世界体系论的研究更是拓展到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其跨学科价值日益凸显。一个社会以怎样的过去作为其存续的基础，又将从中获取怎样的认同要素，实际上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性质及其目标追求。阿瑞吉在一个更为广阔、深远的视野中，考察东亚的浮沉与复兴，探讨东亚复兴语境下的中国经济的崛起，将过去“已逝”的“自然发展”道路与现在“活着”的“市场经济”联系起来。尤其是他分析了“非自然发展”道路挑战下的中国“自然发展“道路，这不仅是为了反驳关于“过去”的

3、各种误解，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在阿瑞吉看来，中国相对健全的市场经济传统，成为中国重新融入地区和全球市场的加速器，也由此宣告了地区经济重新以中国为中心的崭新阶段的到来。阿瑞吉对东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特征与中国发展道路如何可能实现斯密理想型的“自然发展”道路所作的深刻剖析，在驳斥“中国威胁论”的热潮中呈现出巨大的理论张力，在历史棱镜中推动着人们深入理解中国的工业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革命传统，进一步驳斥了将中国经济奇迹视为新自由主义“成就”的观点。实际上，东方从西方帝国主义统治下摆脱出来赢得独立,是世界历史新时代到来的一个可靠标志。这主要表现为资本由第一、第二世界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流动性

4、增加；第三世界国家在迅速工业化过程中破坏了集中于第一、第二世界国家的产业布局；第三世界国家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要求建立新型国际经济秩序。中国的历史、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它比其他国家更容易争取到平等的世界秩序的力量，以中国为首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也将成为可能。那么，东亚的历史传统是如何创造出“中国崛起”的条件的？这种条件存续的空间有多大？它是否能够为中国成为真正尊重文化差异的文明国家作出决定性贡献？所有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资本主义世界霸权的三次转移特伦斯霍普金斯曾经说过，荷兰、英国和美国前后相继的世界霸权应该被解释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一连串的“重要时刻”。阿瑞吉认为，西方

5、资本主义既关心国家的建立，也关心战争的展开。在短时间内，目前的霸权转移不仅仅是“一个更高秩序的聚变（fusion）,还是军事力量和金融力量的裂变（fission）在过去500年中，资本主义世界霸权的转移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性质不同的核心国所涵盖的地域和拥有的资源一个胜过一个，控制世界体系的权力和积累网络的规模、范围也是一个超过一个。阿瑞吉将世界资本主义演变过程划分为四大体系积累周期。在第一体系积累周期中，热那亚资产阶级通过与伊比利亚岛上的封建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政治交换关系，第一次摆脱了资本权力对政治逻辑的服从，引领了历史资本主义的第一个体系积累周期。后来的荷兰、英国和美国积累周期，都可视为

6、在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复杂性上对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某种综合。随着热那亚体系积累周期的终结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的签订，出现了一种新的世界统治体系一一欧洲国家构成了单一的政治体系，它以国际法和力量均衡，扭转了帝王/教皇权威至上的观念。荷兰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取代了中世纪统治体系的中央权威，领导新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它在欧洲政治和世界政治中的活动规模、利益冲突、战争能力、立国能力远远超过了威尼斯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但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后的半个世纪里，荷兰人从未治理过他们所创建的体系，而是持续依靠军事力量朝着海外商业扩张。“国家之间的战争没有得到限制，战争是而且依然是产生国家之间力量

7、均衡的重要手段。”在此前提下，英国霸权的确立与荷兰霸权的削弱是同时展开的。在第一阶段，联合省失去了它曾经拥有的对欧洲力量均衡的影响，成为英国的从属军事伙伴，此时的英国正作为大西洋的领导力量出现。第二阶段，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战争之后，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逐渐降温，30年的降温期导致欧洲国家单独或竞相向海外扩张的企图增加。不到30年时间，竞争激化，导致第三阶段到来，其特征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力量斗争再次升级。在前两个阶段，荷兰的海上优势和商业优势受到英法重商主义的逐渐侵蚀，而英国的实力也日渐得到增强，加之在印度的商业扩张和领土扩张，一改以往注重维持阿姆斯特丹金融中心的活力的态度，要把伦敦变成欧洲独一无二的

8、巨额融资中心。由此，开启了英国统治下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时期，英国控制着欧洲力量的均衡，并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中心地位。然而，即便是在这个和平时期，欧洲国家也参与了无数次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征服战争。与荷兰纯粹的商业体系不同,英国的世界贸易体系是机械化了的商业运输和生产体系，“它一直是领土主义的，食肉兽、向资本主义的转化只是激发了它领土扩张的欲望。”在这个体系刚刚开始发展时，旧有的各个民族工业部门都被新工业所驱逐，新工业的传入对任何文明民族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些新工业所需的原料来源于世界上最遥远的地区而不再消耗本地资源，新工业产品不仅供应国内消费，而且远销世界各地。旧时的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逐渐被四

9、面八方、普遍联系的国家交往所代替。也就是说，经过英国重建的资本主义世界霸权，既是一种世界经济，又是一种全新的世界帝国。这个独特的世界帝国只要存在一天，就能够促使英国政府以极高的效率治理广大的政治一经济空间，而这片空间比先前任何世界帝国所实际或可能治理的空间都要大。令人讽刺的是，尽管英国的综合能力要远远大于荷兰,但英国霸权体系的崩溃远快于荷兰。荷兰霸权转向英国霸权的时间长达一个半世纪，而霸权从英国转向美国仅用了一半的时间。阿瑞吉指出，随着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不断革新,空间的屏障继续被克服，英国占据世界经济中心的力量正受到一个新崛起的国家经济的削弱，这就是美国。“它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强大吸引力的，黑

10、洞二吸引着来自欧洲的劳动力、资本以及企业家精神。”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与已经死亡的19世纪世界秩序迥然不同，英国霸权均衡着欧洲力量以巩固其在世界贸易中心的“王者”地位，而美国霸权则是“自上而下”的有意识行动，一方面抢在欧洲力量均衡最后崩溃所造成的动荡之前建立一个世界治理机构，另一方面，建构结构性竞争关系，将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世界霸权的争夺大战正式拉开帷幕时，美国比英国更有优势。诸如其陆地规模、隐秘的岛国特性、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吸引外资、劳动力和企业政策传统关闭国内市场大门，但却敞开吸引外国资本、劳动力及企业的大门，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推动美国的国民经济踏上了通向新世界经

11、济中心的大道。“这个中心与世界经济其余部分的联系，与其说是通过贸易流动，还不如说是通过劳动力资本以及企业精神的多少是单向的转移即从世界其他地方流向美国的政治辖区来实现的。”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获得相当程度的扩展，在20世纪充当世界霸主所需要具备的领土和资源要大得多。与前两个霸权的统治方式不同，美国霸权主张成立一些独立于国家权力、支配世界体系的超国家组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建立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满足其世界政府、世界警察的幻想，从而达到保留美国霸权在合法化方面的意识形态价值。需要强调的是,“与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相比,美国霸权的体制已经大大限制了主权国家按照它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安排与其他国家的

12、关系以及与自己国民的关系的权利和权力。通过战争、领土扩张，以及在狭小但仍很重要的程度上通过侵犯其国民的民权和人权等手段来追求目标方面，各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自由得多”。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新世界秩序，”在布雷顿森林，建立了新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基础；在广岛和长崎，新的武力手段显示出了新的世界秩序的军事基础将是什么样子；在旧金山，联合国宪章规定了合法立国和进行战争的新规范和新规定”。因此，美国霸权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体系并不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多边体系；相反，它是“世界贸易的一种大杂炒型的安排而且，这是一个只有美国才能组织和授权进行自卫的国际秩序。毫无疑问，这个时候，美国的“美好时期到来了。现代世界体系于

13、是就在这几个越来越广泛的霸权转移中，逐渐达到了目前的全球规模从欧洲现代主权国家体系转变为整个世界体系的历史社会体系。阿瑞吉说，这三大世界霸权的更替，尽管在时间、方式、表现形式上有特殊性，但模式却非常相似，这就反映了这样两个事实：一是在霸权转移的结束阶段，国家体系之间力量的控制权都属于未来的霸主；二是在每次转移中都能看到一种周期性模式从最初阶段的意大利城邦国家直到顶峰时期夭折的美国世界国家，战争商业化和持续的军备竞赛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因而，一个新霸权地位的确立取决于它在军事力量和金融力量上是否都处于优势地位。具体说来，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战争巩固优势。任何霸权都是长

14、期的政治驱动和经济扩张所带来的竞争性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中的霸权必须设法获得有绝对优势的生产力、商业体系以及金融市场以确立和巩固霸权地位。阿瑞吉认为，只有通过长达30年、形成高潮的世界战争的胜利“三十年战争”(16181648),拿破仑战争(17921815)、欧亚战争(19151945),霸权才得以确立。“战争的过程扩展了胜利者的经济优势，而战后的处置又给这一优势包上了硬壳，使它免受侵蚀。”战后的格局包括这样或那样的全球自由主义,其目的有两个方面：支持霸权的决定性竞争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如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使其他国家反对霸权经济优势的努力失去合法性。当然，它也在

15、培养自己的掘墓人。由于难以阻止技术性知识向竞争对手扩散，再加上全球积累需要对持续生产进行投资，霸权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久而久之，这两种趋势先后侵蚀了霸权企业在生产、商业和金融方面的竞争优势。接下来，该体系又回到新的竞争扩张的漫长阶段，直到另一个国家设法获得建立霸权的“三重（生产、商业、金融）竞争优势”。拿破仑战争第二，通过金融扩张培植权力。在世界资本主义演变过程中，金融扩张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与战争环境相对应的是为追求流动资本而展开的激烈的国际竞争，就像韦伯指出的那样，这些竞争给欧洲资本主义带来了独特的发展机遇。全系统的金融扩张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趋势资本的过度积累和各国对流动资本的激烈竞争的结

16、果。阿瑞吉认为，过去和现在的全系统的金融扩张都是这两个相辅相成趋势联合发展（即使不对等）的结果。一方面，当贸易和生产的利润积累超过正常投资渠道的规模时，衰落中的霸权至少暂时处于一个接管或支配商业世界所有活动的地位，霸权国权力膨胀，避免了体系崩溃的趋势，这是霸权结构的成熟期对衰落中的霸权国来说已是“晚秋另一方面，金融扩张通过将资本分配给承诺更安全、更高回报的新兴组织，加剧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和社会冲突对于新霸权国是“初秋工如此一来，“衰落中霸权国就面临着一个西西弗斯式的苦工，要去遏制以不断更新的力气向前滚动的力量。迟早会有一个小小的骚动将天平倾斜，有意或无意地毁坏现存结构已经岌岌可危的平衡，从

17、而引发体系组织的崩溃”，这也是新霸权建立的时刻。第三，遭遇霸权解体危机。霸权的崩溃是霸权转移过程中的决定性转折点。在阿瑞吉看来，霸权危机表现为三个截然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步骤：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居I;社会冲突激化；新的霸权模式从裂缝中萌芽。这是一个循环模式：霸权导致扩张，扩张引发混乱，混乱又引致新的霸权产生。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发展将导致在国家之间不断升级的权力斗争和在流动资本竞争中形成更健全的治理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和对抗升级，导致机构组织的崩溃和在新的、更广泛的霸权下的重组。世界体系中的每一个霸主在国内运作的地理范围比前者更大，控制的全球范围比前者更广，对体系的容量

18、和动态密度进行重组的能力也比前任更高。三时段坐标中东亚的浮沉与复兴从国家力量之间的斗争、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社会冲突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荷兰、英国、美国作为现代主权国家体系重组阶段霸权的转移，阿瑞吉总结每一次霸权更迭必然伴随着漫长的世界战争以扩大胜利者的经济优势，每一轮国家力量之间的斗争激化都将导致世界体系的扩张和新力量的出现。霸权转移的每一阶段涉及的是贸易和生产的全系统扩张，亦是国家之间、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激化，两种趋势侵蚀到既定社会契约（支配集团和从属集团）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在过去两次霸权转移中，全系统金融扩张导致社会冲突激化，带来巨大的收入再分配差距和严重的社会错位，这就引发了既定

19、生活方式受到威胁的社会从属集团和阶层的抵抗/反抗运动。随着美国“新世纪计划”的解构，美国的衰退和东亚的崛起同时到来。实际上，东亚复兴并非朝夕之功，而是早就有迹可循。吉尔伯特啰兹曼曾这样写道：“东亚地区在历史上就非常了不起，直到十六七世纪甚至17世纪，至少在过去的两千年时间里，东亚的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杉原蕉、彭慕兰、汉密尔顿、张维安等人认为，东亚的经济在18世纪与欧洲国家至少是并驾齐驱的，如商业化水平、国内市场规模、农业生产率、制造业水平以及人均收入水平都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阿瑞吉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三个时间段为坐标，考察东亚作为世界经济力量中心的起落浮沉，分析世界政治经济中

20、心从东亚向欧洲和北美转移的过程中，以及在今天看来这种转移似乎要逆转的过程中，东亚/中国在全球体系演进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其一，长时段分析（500年）是为了把握东亚迈向世界各个区域中的整合过程。阿瑞吉等人通过对东亚历史的分析,指出现代世界体系发展史实际上有两条经济发展道路：一条是西欧所开辟的工业革命道路，另一条是起源于东亚的勤劳革命道路。两条道路各自为营，发展成就不相上下，尽管两个地区之间存在一些交往，但最终没有导致两条道路的融合。为了自我壮大与相互维持，欧洲国家以体系间的军事竞争和掠夺体系外的民族国家资源为目的进行无限度的扩张。与西方世界体系的外向性（军备竞赛和领土扩张）截然相反，东亚的民族国家

21、体系几乎与军事竞争和领土扩张绝缘，而是朝着发展国民经济进击。即使在清朝扩张疆域的时候，也绝非源于从周边国家攫取资源而同其他国家展开竞争，并且从未导致这一后果。“与从周边国家攫取资源不同，中国更愿意对其进行投资。为融合新的边境地区而进行的政治扩张，使政府有责任向周边地区转移资源，而非从那里攫取资源当时的中国若能利用其船运优势开展对外贸易，其国民财富将更加充盈。然而，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说，控制这些贸易路线远不如发展与邻国的关系、将人口密集的疆域整合到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中来得重要。例如，明朝没有把资源浪费在控制东西航道上，而是集中精力开发国内市场；清朝重视土地测量、荒地开垦解决人地矛盾，兴修灌溉和

22、水利设施促进农业发展，提供贷款和投资鼓励向边缘地区移民，推广农作物新品种和栽培技术改善贫困地区状况，从而使各个边境土地的融合大大扩大了国家市场的范围，走上了后来被斯密引为典范的通向富裕的“自然”道路。阿瑞吉如是说道：“清政府确立的优先发展目标和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倡导的不谋而合，即发展农业、重新分配和开垦土地以及巩固和扩大国内市场。”其二，中时段分析（150年）强调区域间交往开始发挥重大影响，即东亚体系在现代欧洲世界体系中的解体。19世纪现代欧洲体系扩展到全球范围，东亚体系只是其中的区域性分支。从这个时候起，这两个区域的发展由差异走向融合。在融合过程中，一些非东亚国家担当了东亚地区建构与重建的角色

23、，19世纪主要是英国，20世纪主要是美国。以最近一次建构为例，美国变得强大和富有主要是依靠发战争财，即通过让其他国家承担大部分实际作战任务，向它们提供信贷、食品和武器，并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介入，以保证战争结果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到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越南战争折射出美国霸权危机的信号，美国失去了对世界货币体系的控制和作为全球警察的政治信誉。而它在欧洲和东亚的保护对象则作为经济竞争对手增强了实力，尤其是让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在东亚甚至更广泛地区得到进一步巩固。随着中国作为东亚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主体地位的强化，东亚国家逐渐从西方世界体系中迁移出来。正如阿瑞吉所说,“每一轮斗争都在战

24、争和贸易的周期中创造了革命条件，创造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主权国家体系进一步地理扩张的条件，创造了新力量进一步向东或向西迁移的条件,创造了扩大的国家体系结构中不可逆转的变化的条件其三，短时段分析（50年）论述东亚在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的重新融合。不同于其他帝国主义传统的继任者致力于追求领土扩张和金融扩张，中国政府坚信主要大国之间的战争对所有参与方来说都是一场灾难，这里没有赢家。就领土而言，中国目前的领土范围实际上已经存在了2000年；就金融而言，中国通过仔细、耐心及细微的积累来实现目标。这意味着中国不会重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国家以暴力夺取资源、谋求世界霸权的覆辙。中国能够也将避免重蹈早期崛

25、起大国咄咄逼人和扩张主义的覆辙；中国的目标是在不推翻现有秩序的前提下发展进步。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我们正在努力以一种惠及邻国的方式崛起。中国重新融入世界体系“并不是对过去区域间相互依存和交往方式的简单重复，而是包含一种区域整合的新形式，这种形式受到本土化朝贡贸易历史、东亚早期内部交往的各种方式，以及与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碰撞等因素的共同影响阿瑞吉在历史坐标中审视了西方世界与南亚、东亚文明的相遇与冲突。他指出，西方与东亚发展道路的混合一直都是双向存异的过程。与西方民族国家以及国家之间的体系相比，中国与欧洲在追求财富和权力上具有不对称性。欧洲国家通过连年征战以控制海上贸易

26、航道，与欧洲介乎于军国主义、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不同，中国的发展仍然是非资本主义的。与此相关联的是，东亚缺少欧洲式的持续性军备竞赛和海外领土扩张战略，因而东亚国家享有比欧洲国家更为持久的和平。可以说，直到西方列强入侵，东亚所维持的和平时间长达300年之久。就中国而言，应该说是500年的和平，因为在1592年日本入侵朝鲜之前的200年间，中国仅在14061428年干预陈朝重建时，与其他东亚国家发生过战事。但也是这个“缺陷”，让整个东亚体系面对扩张的欧洲大国的军事冲击时不堪一击。“当冲击到来时，东亚从属地融入全球化的欧洲体系是预料之中的结果。”20世纪开端时，欧洲在亚非的势力处于顶点，似乎

27、没有任何国家能与欧洲的武器和商业优势相抗衡，军事力量确实是东亚屈服于西方的关键。但是1960年代之后，欧洲支配地位却只是有迹可循了。东亚复兴语境下的中国经济崛起摆脱了西方列强控制，没有军国主义、没有无休止领土扩张传统的中国，如何能够再次回到历史舞台？阿瑞吉认为,中国所缺失的恰好是其成功的秘密所在，即中国式工业革命道路与社会主义革命传统的结合，最终促成了以中国为首的东亚经济复兴。最能说明这一现象的，是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它成功地宣告东亚复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个地区经济重新以中国为中心的阶段一是独特的工业革命传统。在工业革命方面，中国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绝对的土地面积优势作为对外

28、投资的主要吸引点，充分发挥出口导向型优势与以自我为中心的国民经济优势。一方面，中国政府集中建设了众多有巨大出口需求的工业区，极大地吸引了外资。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因地制宜，建立了三个基本的制造业带：专门从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零部件生产和组装的珠江三角洲；以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汽车、半导体、手机、电脑生产为主的长江三角洲；中国硅谷中关村。除了这些以及其他出口加工区之外，各种各样的工业区在全国蓬勃发展起来。这与斯密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理念相契合，政府将市场作为一种管制工具，逐步推行从而不打破“公共的安宁”。中国坚持优先发展国内市场和农业，以此为推进工业化提供主要动力，并在达到一定规模后也作为外资和投资的基

29、础。中国对农业、土地、乡镇企业的改革，不仅保证了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独立性和福祉，而且扩大了国内市场规模，为新一轮的投资、就业和劳动分工创造了条件。这在G.哈特看来是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非西方积累方式非剥夺性积累是在未剥夺农民工土地的情况下快速的、权力下放的工业积累。由东亚最终造就的劳动力密集型“勤劳革命，主要是以户（家庭）、村庄社区为中心的劳动力吸纳型制度框架的发展，为东亚19世纪成功抵御西方工业革命的冲击铺设了一条极其重要的道路。这条道路不同于资本密集、能源消耗型的西方工业革命道路，而是与东亚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道路相融合，使由欧洲工业革命所开辟的“生产奇迹”（提高了世界上部分人口的

30、生产能力），转向由东亚勤劳革命所带来的“分配奇迹”（为世界上最大多数的人口带来了福音）。考虑到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态破坏，只有“西方道路向东亚道路（趋同）而不是相反，分配奇迹才能继续下去”。事实也证明，相比于西方国家依靠高科技的全球性扩张所产生的全球性影响，东亚密集型技术对于增加全球性的就业无疑有重大意义。在1950年后，这条劳动密集型、节能的东亚道路，选择性地吸收西方技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开始缩小与世界GDP份额的差距。”以这种技术带动的各种产业为世界上工业人口提供了大多数就业岗位。从现在来看,劳动密集型工业道路已成为全球工业化发展的两条主要发展道路之一。”二是独特的社会主义革命传统。阿瑞吉

31、说，中国经济的成功，除了独特的工业革命传统，还源于其特殊的革命传统。“这一传统的基础是独特的中国式马列主义，它首先出现于1920年代末红军形成时期，但直到1930年代末日本占领中国沿海地区后才得到充分发展尸这种意识形态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其一，列宁主义理论中的“暴动”成分被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替代。根据该理论，中国共产党不仅应该是群众的老师，还应该是学生。正如费正清所说的那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确实是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的民主形式。心中牢记地方群众真正利益的高级官员才能管理得最好，并且能够代表其来执政。”其二，与马克思列宁所指的革命阶级城市无产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选择联合农民阶级，赋予

32、农民优先权。正如1927年，在西方列强和国民党军队的双重打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逐渐远离了资本主义扩张的活动中心，将革命政权转移至贫困边远的农村地区，走上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最终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争取到了广大的农村力量。按M.塞尔登的评述，“双向的社会主义进程：党领导的军队将中国农村社会的次级阶层塑造成了强大的革命力量，反过来，这些阶层的愿望和价值观又塑造了党领导的军队也就是说，这两个特点与马列主义的现代主义精神相结合，作为中国革命传统的基本原则，有助于解释中国现代化不仅是基于西方工业革命的国际化，而且是基于农村本土化的工业革命特点的复兴；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历届领导层在追寻现代化

33、的进程中始终重视三农问题，而且注重政策的调整以保障城区之间、乡村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阶级、社会阶层和省市之间更加平衡的发展。显然，革命传统在中国的现代性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像阿明所说，“革命和投身现代化对中国人的影响超过今天第三世界任何国家。中国大众阶级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自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而出现的世界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减少，可归因于以市场为基础的非资本主义发展传统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传统的延拓。中国对外资的主要吸引力并非其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全球有很多这样的资源，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那样吸引如此多的资本。实际上中国的关键要素有三。一是主要吸引力在于中国政府以前

34、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并使之现代化。中国虽然一度只是制造中心，可现在已变成一个开发和销售高科技产品的地方。二是国内生产性流动的供需环境迅速扩大，中国政府在推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的同时,不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国民经济政策。三是中国经济转型虽然与斯密式的市场发展理念相契合，但更多的改革实践是受到中国传统的启发，其中包括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传统。因而必须承认，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一方面，它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国家改革的内在牵制力作用；另一方面，它给工农群众提供了某些合法手段来对抗或应对国家腐败的或不公平的市场化进程。早在两个世纪之前，斯密就在国富论中预测世界

35、各种文明可以在更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市场社会。这个文明共同体预想随着“美国新世纪计划的衰落和中国的复兴,已经变得更有可能实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种可能更是向前推进了一步。因而，“甚至连全球统治精英也不再怀疑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已经到来”。合理的说法应该是：一种严重的、长期集聚的危机，将会创造出某种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尽管这种危机并不能保证转变的必然性，而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而中国这两种“本土化”传统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使斯密很久之前设想的文明联邦变成现实。“非自然发展”道路挑战下的中国“自然发展”道路阿瑞吉运用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来诠释世界政治经济中心从北美向

36、东亚的转移，目的是说明美国（资本主义）相对衰落与中国（社会主义）崛起同时发生。斯密所称的欧洲的“非自然发展”道路被马克思定义为资本主义发展。在这里，马克思和斯密都选择了外向，根植于全球市场，以及从外贸到工业再到农业的“倒退”方向，作为欧洲道路的基本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阿瑞吉认为“从农业中寻找资本主义动力或缺乏这种动力的起源的普遍做法是误导的弗兰克则说“欧洲资产阶级的财富和权力并非起源于农业，而是起源于贸易，长距离贸易；甚至工业也只是在几个世纪之后才成为他们的主要基础总之，从意大利城邦国家到荷兰初级民族国家再到英国民族国家，不仅是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国家，而且是正在形成中的海洋和领土的世界性帝国的

37、中心，它们的资本和权力无休止的积累都比其前任更加强大，这是将斯密的“非自然发展“道路定义为资本主义道路的最佳依据；相反，东亚并不存在任何与其相一致的资本主义动力。与西方的“非自然发展”道路不同，阿瑞吉认为斯密所指称的“自然发展”道路是中国所具备的市场经济传统优势，也是东亚/中国经济复苏的深层原因。他指出，在市场经济成就方面，没有哪个欧洲国家比中国做得更好。也就是说，中国推动和经历了一场斯密式的经济发展。中国不断被提出来作为遵循如下经济成熟道路的国家样板，即斯密所说的“事物的自然进程”或“富裕的自然进展:由于中国在确保领土承载力和资本利用率条件下人口充裕，并拥有贸易的性质和广度,能够吸收利用到所

38、有部门的最大资本量，因此，在这种“自然进展中，大部分资本首先用于农业，然后用于制造业。耕作的延伸和改良创造了对制造业投资的需求，而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扩大产生了盈余，这些盈余可以在海外交换更高价值的产品。“所以，如果人为的制度从来没有干扰事物的自然进程，那么，在所有政治社会里，财富的增加和城镇数量的增长，都是地区或国家耕作和改良的结果，并与之成比例一言蔽之，斯密的理论尤其偏爱“自然的”或以国内贸易为基础的发展道路。杉原蕉将这种内源性的发展道路理解为东亚的勤劳革命道路，认为这是比欧洲道路更具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典范。尽管他没有引证斯密的理论，但他对东亚道路典型的家庭式生产的优势所给予的评价完全是斯密式的

39、，其中包括“保存了有能力圆满完成多种任务的劳动力；对生产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变化作出灵活反应；以及未雨绸缪地解决生产管理问题他们在高度称赞东亚经济发展道路的同时,也提倡应该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与东亚发展中国家之间结成一种互补性道路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即基于本地丰富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引进新技术和资本，提高其全球竞争力。日本、中国20世纪初期开始的成功尝试，都证明了这种融合发展道路比仅靠劳动吸纳的勤劳革命方式更加富有前景,也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的一条现实路径。1980年代之前，中国仍然以国内市场经济为主要经济发展模式；1980年代之后，中国真正开始面向地区、世界开放，走上中国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相结合的

40、经济发展模式。在阿瑞吉看来，中国社会主义所开创的是一条充满希望的、通向更加平等和生态可持续的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道路。中国在过去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为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缩小了东亚与欧洲和北美之间的差距。“自19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经济增长而出现的世界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减少，可归因于中国坚持了其政策建议当然，他同时尖锐地指出，由于过度依赖西方能源消费型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尚未真正为本国和世界开辟出一条生态可持续发展道路。这种依赖不仅增加了资源的压力，也可能导致“经济奇迹”夭折。西方外向型工业革命道路成功的基础，是剥夺了世界绝大多数人口获得自然和人力资源的权利，而这是要从全

41、球工业化中获益而非承担成本所必须的。这种“非自然发展”道路引发了骚乱，生态弊病日益突出，因而促使中国既要抵制北方国家对全球财富和权力等级制度的颠覆，又要动员并利用全球市场作为实现南北权力关系平等的工具，以转向城乡间、区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间更平衡的发展。如果这种转变能够成功地恢复和巩固中国的传统，中国很可能将对一个真正尊重文化差异的文明联盟的形成作出决定性的贡献。这些传统包括以自我为中心、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无剥夺积累，人力而非人力资源的流动性，以及民众共同参与政策制定的政府等。相反，如果转变不利，或将引发新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促使北方国家为重建其支离破碎的全球主导地位而努力。”或再次套用熊彼特

42、的话说,就是协助人类在冷战世界秩序的清算相伴的暴力升级的恐怖（或光辉）中燃烧工上述预测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中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能源消耗型发展道路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正在积极推动构建开放、平等和可持续的世界秩序，以前所未有的态度和方式对生态问题保持敏感，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生态平衡。因而，必须超越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确立人类文明新形态，即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4.0,而非“工业文明的生态化”。换言之，推进全球工业化必须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保持理性。这条被斯密认定的通往共同富裕的“自然发展”道路，对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未来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这种“本土化”的自然传统，既承认根据各地必

43、然互不相同的地方需求来确定相应的发展方式的重要性，也承认在建构基于经济上相互依赖，但政治和文化上求同存异的全球秩序中的国家之间合作的重要性，这与西方政治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结语现代世界体系发展史的一个普遍认识是，工业化源于西欧，后来推向了整个世界，而且各个国家工业化都只是技术传播链条上的一个部分。通过对东亚历史的分析可以发现，实际上有两条经济发展道路：一条是起源于西欧的工业革命道路，另一条是由东亚开创的勤劳革命道路。早在1213世纪，东亚就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勤劳革命，它强调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和用工制度，更充分地利用本地人力资源，成功地解决了自然资源约束的问题，特别是铺设了一系

44、列技术和制度方面的机制，充分吸收了家庭劳动力，从而解决了土地狭小的难题。这种机制被概括为劳动吸纳型制度和劳动密集型技术。虽然这种发展模式没能带来一些大的发明，没有给固定资产投资或长距离贸易留下多少空间，但其以“本土化的东西”为基础的制度框架，对于保证家庭所有成员完全就业从而改善生活条件起到重要作用，它比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就更为明显一些。另外，与英格兰占支配地位的那种以阶级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相比，秉承自然发展格局的勤劳革命道路也具有重要优势。英格兰的工人被剥夺了参与管理和全面发展所需要的人际交往技巧的机会，而在东亚,作为工作多面手而不是专门从事单项任务的能力受到青睐,家庭成员相互协作以适应农业工作

45、模式，灵活应对额外或紧急需要，善意对待生产问题，并学会对工作保持警醒。这种通过动员人力资源胜过非人力资源以寻求经济改善的做法,即使在资本密集、能源消耗型的西方道路向东亚国家经济靠拢的时候，仍然继续维持着东亚发展道路的底色。长期以来，西欧工业化带来了生产奇迹，也造成了世界的南北分化，没有能够保证全球GDP沿着一条更加均衡的道路发展。与此同时，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已经广为民众诟病，西方国家在能源消费方面欲壑难填，似乎没有人能找出根本的解决之道。相较之下，东亚的复兴之路一方面提供了世界上大多数工业人口的就业岗位，对于增加全球性的就业无疑有重大意义，带来了分配奇迹。另一方面，东亚的发展

46、一直注重提高能源节约型技术，这将有助于工业生态化时代的到来。尽管中国在大西洋式的资源及资本密集型发展道路以外找到了一条新的应对之路，为劳动密集型和能源节约型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契机，但没有能够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么看来，全球工业化的另类出路或许是将西方模式与东亚模式的优点结合起来，当空间载体“资本充裕”和“人口充裕”时，全球经济增长趋势会更乐观。譬如，中国经常被提出来作为通向富裕的另类道路的国家范本：1980年代以来,以中国为首的东亚经济的高增长率并不仅仅是密集劳动所创造的结果，还应该看作是西方先进技术作用和东亚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的共同产物。虽然这一技术链条融合带来的影响

47、无法与高科技的全球性扩张所产生的全方位影响相提并论（比如资本积累或全球政治和军事秩序的影响），但这种结合比起仅有劳动密集型工业化一种方式显得更加富有前景。因此，未来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将被最终建立，主要依赖于中国制度框架与西方技术发展的融合程度，由此方能为世界开辟一条充满希望的、通向更加平等和生态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发展之路。阿瑞吉辞世已经十余载，尽管他已经无法指出世界体系转型的下一步步骤，但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预测和规划中国未来发展的模本。在他的眼里，21世纪的目标是要在促进世界最贫困国家经济体发展的同时抑制富裕国家的发展，而东亚地区特殊的地理历史传承，为一种更可持续的世界交流积累形式的出现提供了希望。中国对全球其他地区经济的原材料、高科技、文化产品的依赖，对（更加合作的）全球经济的未来而言是个好兆头。如果这一遗产得到保护，中国的“扩张”可能最终将为国际社会打开一条比美国、英国或者荷兰称霸时更经济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阿瑞吉也为中国学者讨论“中国发展道路问题预留下一个“议程”迫切需要弄清楚中国内部依然存在的不均衡，深入了解一些群体性事件的来源、特征，同步关注政府内部的自我革新,研判政府内外的主要政策影响力并形成决策，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