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篇)枫桥经验60年纪念活动心得体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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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中提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行政预防调处化解体系，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着力实现人民群众权益受到公平对待、尊严获得应有尊重，推动完善信访、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枫桥经验”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领导下由基层创造的社会矛盾化解经验，半个多世纪以来成为中国社会治理故事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进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之中。运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法

2、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题中之义。将“枫桥经验”融入法治政府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五对关系。政治与法治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的最大区别。“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成功典范，强调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统一领导作用，强调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法治政府建设，应当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领作用，加强和改善各级党委对法治的领导，以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法治、保障基层法治、统领基层法治，有效整合基层力量资源调处矛盾、化解纠纷，真正把党领导下的群众路线和法治政府建设结合起来，打造基层群众用得上、离不开的法治

3、。法治与情治的关系。与西方国家依托以理性逻辑为基础的制度规范相比，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则是注重以权威、道德和人情等基本元素的情感治理模式。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坚持动情入心教育改造、真情实意“送温暖”等为代表的情感工作方式，也为枫桥情感治理经验的生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法治政府建设同样应重视情治，在政府和社会个体之间建立紧密的关系，用情感治理弥合法网间隙。不能只是完成法律规范、制度或章程上规定的动作，而是动情入心地走进老百姓，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方式真切地运用到实践中去，以情感为纽带，柔化“国家-公民”刚性的权力结构，重构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增进法治文化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诉讼

4、与息讼的关系。通过法院诉讼解决矛盾纠纷是典型法律治理方式，而“枫桥经验”更强调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从源头化解，旨在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及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必须正确把握诉讼与息讼的关系。基层社会中矛盾纠纷、冲突无处不在，社会治理过程本质上并非要杜绝矛盾纠纷的发生和存在，而是要预防矛盾纠纷或冲突对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危害风险。“枫桥经验”的精髓在于化解矛盾所带来的风险而不是压制矛盾本身，该调则调，应诉则诉，“案结”还得“事了“。诉讼多少不能直接表明法治效果好坏，不能简单机械地将法治政府的建设成效与诉讼量、调解率或者信访量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应当从“增进人民福祉“根本目标出发，对风险

5、防控成效、纠纷化解效果等方面进行实质性考核，真正实现良法善治。个别经验与普遍规则的关系。“枫桥经验”产生于“枫桥”，属于个别地方的特定治理经验，但是也应看到“枫桥经验”的诸多治理经验和元素，蕴含着普遍性意义。“枫桥经验”融入法治政府建设，就是要把“枫桥经验”法治化，将这一基层治理经验上升为普遍的法治规则，总结转化为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法治模式，促进这一经验在全国其他地方的基层治理中推广和应用。而在各地的具体应用中，又要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形成新的个别经验。因此，“枫桥经验”法治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即不断对个别经验进行普遍总结再对普遍规则进行具体适用的过程。这样才能

6、始终实现法律制度和社会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生机活力，实现法治政府建设中的机制创新。中国法治道路与西方法治经验的关系。不可否认，西方法治化进程具有先发性，我们可以分析西方的法治经验,探索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在规律。但是，西方国家的法治政府模式是从他们的经济社会条件、客观国情中历史地生长起来的，并不适合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探索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道路，新时代“枫桥经验”就是现代基层治理的中国故事。以往的西方法治理论框架既无法对中国治理实践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更无法为“枫桥经验”融入法治政府建设提供直接行动指引。在坚持“国外

7、法治有益经验”为我所用的基础上，必须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用中国理论阐释枫桥实践，用枫桥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枫桥法治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枫桥法治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精神力量和制度力量。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60年来，“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焕发勃勃生机，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

8、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枫桥经验”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丰富发展，更加强调党的领导、更加彰显法治思维、更加突出科技支撑、更加注重社会参与，展现出历久弥新的魅力。从化解矛盾纠纷发展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从乡村扩展到城市、海上、网上，从社会治安领域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愈发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社会矛盾纠纷呈现主体多元化、类型多样化等新特征。与此同时，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必须大

9、力提高风险预防和应急处置的社会治理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这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出了新的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在于始终依靠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要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要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凝聚起基层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努力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化解矛

10、盾、促进和谐的坚强战斗堡垒。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坚持依靠群众。要坚定不移地把党的群众路线实践好，切实有效地把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好。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要调动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坚持运用法治方式。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划社会治理工作，发挥好多元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实现自律和他律、刚性和柔

11、性、治身和治心、人力和科技相统一。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枫桥经验”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在新征程上，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党的群众路线是因与果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之关系，是相互促进、

12、相互作用之关系。厘清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党的群众路线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更好地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地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枫桥经验”是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经验。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枫桥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现阶段的创新发展。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是“枫桥经验”的精髓所在，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关键所在。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强调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同时，更侧重和突出服务群众，政府职能更强调从管理转向服务，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开展服务群众的改革创新实践，强

13、调服务是实现社会平安和谐稳定的金钥匙。习近平总书记将“枫桥经验”与党的群众路线放在一起加以论述，可见二者关系之密切。这个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因与果的关系。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中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结出的硕果。从因果链条看，党的群众路线是因，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果。党的群众路线就像种子，新时代“枫桥经验”就像种子发芽成长后结出的果实。因果链条中，“因”正，“果”才正。与此相应，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坚持和发展，在“因”上要重视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因果相续，“因”中潜藏着未来的“果”，“果”也必定延续了“因”。新时代“枫桥经验”这个“果”中必定延续

14、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个“因”。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涵是“人民至上”。心怀“人民至上”理念，就能心如磐石、意志坚定；就能如金刚利剑能断一切困难障碍；就能心生智慧，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就能如阳光普照能使广大群众感受党和政府的恩情。以“人民至上”为核心内涵的群众路线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充满旺盛生命力的力量源泉。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党的群众路线二者互相依赖而有，互相离不开对方。新时代“枫桥经验”依赖于群众路线，从群众路线而来，而产生；同时，新时代“枫桥经验”也体现了群众路线。新时代“枫桥经验”无论如何发展，也是为了群众。如果说群众路线是领导方法、决策模式，那么，新时代“枫桥经验”便是一种

15、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是群众路线最接地气、最具成效的落实方式；如果说群众路线是一种群众利益表达机制，那么，新时代“枫桥经验”就是一种群众利益实现机制。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人民群众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意见，有机会参加交流和对话，有机会与党员干部面对面,通过直接沟通，表达群众的意愿。新时代“枫桥经验”则在具体实施当中根据群众意愿为了群众利益而做。三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成果体现，其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是党的群众路线。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外化和体现，党的群众路线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本质，两者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新时代“枫桥经验”是落实党的群

16、众路线的经验，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典范，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实践模式和表达模式。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表达的本质依然是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新时代“枫桥经验”中的“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平安不出事”等核心要义是贯彻新时代群众路线的最佳体现。随着时代变迁、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环境变化、新思想冲击、新现象、新问题不断出现，迫切需要新时代“枫桥经验”这种体现真正关爱群众的实践群众路线的表达模式。新时代“枫桥经验”为落实群众路线提供了一个模式。这一模式让干部心中装着群众，让干部说话为了群众，让干部工作为了群众。新时代“枫桥经验”为群众监督提供有效机制和路径，群众的监督是走好群众路线

17、的保证。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了群众工作方法，但贯彻群众路线的本质没有变化。四是形式和内容之关系。党的群众路线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本质内容，新时代“枫桥经验”是群众路线的载体和表达形式。所以，新时代“枫桥经验”可以做到不断创新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也正因为二者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所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群众路线的内核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群众路线这一内容起主导、决定作用，新时代“枫桥经验”这一形式是为群众路线这一内容服务的：没有群众路线这一内容，新时代“枫桥经验”这一载体形式就无法存在；没有新时代“枫桥经验”这一载体形式，党的群众路线这一内容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就难以表现。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的群众路线

18、的内容实现需要新时代“枫桥经验”这一形式的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从群众中来，按实情办实事求实效，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来开展有效工作，在平安和谐中谋求群众的幸福生活。面对网络数字社会，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群众路线工作方法，通过网站、微博、微信、抖音、论坛、数据分析等途径获取相关信息，提炼群众需求。这就需要我们的党员干部是科技的掌握者，熟悉网络数字语言，熟悉网络数字沟通技巧，熟练运用网络数字技术，才可能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同时及时制定网络数字管理规范，给出新时代适合的表达运用群众路线的形式。五是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之关系。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终极目的是为人民谋福祉，故群

19、众路线与新时代“枫桥经验”都是手段。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党的群众路线侧重点在于领导方法，而新时代“枫桥经验”侧重点在于创新工作方法，而且是一种四方大道似的工作方法，即是饱含党的领导、人民至上、群众路线、法治思维在内的工作方法，就像一块方布拉动一角牵动其他三角，拉动一者能牵动全部。领导方法促进创新工作方法，创新工作方法促进领导方法的改善。党员干部要在内心真正把党的群众路线当作克服困难的法宝，把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指路明灯，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党的群众路线是理论，是思想，是我们的信仰；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行动，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指路明灯。

20、在我们的党员干部身上，外在能看到的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内心所想所思的是群众路线，我们所信仰的是人民至上，群众利益至上。群众路线是我们的方针，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我们的行动。群众路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带来勇气和力量;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方法和手段。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价值判断，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我们的行动准则。群众路线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思想，新时代“枫桥经验”就是群众路线的外在行动。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制度建设中，以制度管住权力，以维权实现维稳，在党的领导下，以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实现标本兼治，最终到达善治。当前，厘清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党的群众路线之间的关系，有助于

21、更好地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更好地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地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作出更大贡献。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不久前，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强调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落实这一重要要求，需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矛盾纠纷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公正高效化解矛盾、定分止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

22、近年来，从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情况来看，完善各项体制机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是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途径。例如,多地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在基层信访接待大厅、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综治中心等场所设立矛盾纠纷化解处理中心，配备专职调解员，接待来访群众，实现信访引导分流、调解对接移交、法律援助后续补充的有效衔接，有效实现了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枫桥经验”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生动实践，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首先应当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

23、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各地应当把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主心骨”，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有效整合基层力量资源，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要调动各方积极性，建立起法治化、规范化、常态化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包括调解、仲裁、公证等在内的各种形态的纠纷解决机制，要加强统一部署和安排；对于各类调解组织，要建立配套的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对于矛盾纠纷多发领域，要建立“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以“枫桥经验”助力法治社会建设，还要在精细化、专业化上下功夫。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治理必然朝着精细化、专业化方向迈进，需要培育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比如，在医疗纠纷、道路

24、交通、劳动争议、知识产权等领域建设专业性调解组织，引导那些经验丰富、专业功底扎实的专业人员进入调解员队伍。在家事领域，建立专业的家事调查员制度，协助法官就未成年人心理状况等问题进行专业评估。在制度领域，则需要深入推进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推动各类调解与司法确认制度更好地对接，积极贯彻落实案件“繁简分流”改革，建立健全调解员的选任、培训、考核等制度。当前，社会治理正朝着智慧化方向发展。运用互联网技术的“智慧治理”，可以降低信息成本与治理成本。例如，一些互联网平台运用大众评审方式，解决了大量的网络买卖合同纠纷、网络保险理赔纠纷。这种低成本机制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同时，又不影响当事人诉诸司法的权利。各

25、地在线调解平台的搭建，甚至能让部分纠纷的解决不用迈出家门。相信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将会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更加丰富的可能性，促进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枫桥经验”是浙江省的“金字招牌”和传家宝。基层是群众信访的源头，也是解决信访问题的关键。基层稳则大局稳，百姓安则社会安，强调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就是要把基层的经常性基础性兜底工作做稳妥、做扎实、做出成效,真正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信访问题源头治理中开花结果。传承“枫桥经验”关键在于源头预防争主动。上世纪90年代，枫桥创造了“四前”工作法和“四先

26、四早”工作机制，抓早、抓小、抓初、抓源头，是“枫桥经验”的题中之义也是做好信访工作的治本之策。“上工治未病之病”。源头预防到位，往往事半功倍。花精力“治已病”不如下大力“治未病”，坚持预在先防在前，紧盯源头、把牢关口，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调处在基层。不断完善矛盾纠纷排查机制提高“灵敏度”，建立党员干部联村包户网格体系，广泛发动党员干部、驻村民警、法官、律师、心理专家等，定期深入一线开展“法律常识巡讲、心理健康巡诊、隐患苗头巡查、矛盾纠纷巡解”和“大谈心大家访大化解”活动，做到“苗头及时发现，矛盾高效化解”。依托浙江优势用好大数据增强“感知力”，加强

27、信访大数据分析，强化信访风险预判研判，加大重点领域信访问题的共性分析，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结构性问题，防止个体问题演变为群体性问题、信访问题向社会风险、政治风险传导。信访问题往上行，矛盾症结在基层。不作为、乱作为侵害群众合法权益是引发各类矛盾和问题的“导火索”，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是源头预防的重中之重。乡镇（街道）、村（社区）可以通过基层民情沟通会、民意恳谈会、民心交流会、纠纷调解会等人民群众愿意接受的形式，把决策过程变成尊重民意、化解民忧、维护民利的过程，疏导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消解人民群众的误会，解答人民群众的疑问，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变“堵”为“疏”抓“源头”通“茬口”。

28、源头一池清水，社会一片新风，信访问题自然少了。传承“枫桥经验”重点在于源头调处强落实。用行动说话，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鲜明品格。“枫桥经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以民为本，为民办事”。信访处理一小步，群众利益一大步。解决信访问题的过程就是基层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的过程，争取化解在小、在早、在苗头，把发力重心放在初信、初访、初始阶段上，放在解决群众身边“小矛盾”“小纠纷”“小事情”上，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真心为群众办实事，真正拧紧解决问题的“初始关”，确保“声声有回应，事事有人办，件件有落实”。进一步压紧压实首接首办责任，积极探索建立“首问责任制”“首访责任制

29、”，不断规范初信初访的办理，把问题解决在最佳“窗口期”。面对信访群众第一时间热情接待，热忱回应，热心化解，一鼓作气，一次解决，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倍加珍惜“浦江经验”创新发展成果，扎实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主动“脱鞋下田”、进村入户，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贴近民心，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变为“走上门去做群众工作”，把“开门接访”变为“上门约访”，用心用情用力架起“连心桥”、结成“连理枝”，增进干群感情，摸清信访实情，排除隐患险情。认真落实“三到位”要求，解决好法度之外、情理之中的问题，用口水、汗水甚至委屈的泪水浇灌一朵朵“事心双解”的满意之花，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权益受

30、到公平对待、利益得到有效维护，感受到党委和政府工作的热度、力度和温度，以“事心双解”的满意度回应群众的期盼度，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传承“枫桥经验”重心在于源头固本夯根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群众、凝聚群众、组织群众的中坚作用，是“枫桥经验”的核心。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汇聚多方力量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坚持人民主体，充分调动好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民心、集中民智、发挥民力，焕发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升的热情，发动和依靠由人民群众组成的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基层各类群众组织以

31、及人民群众个人等不同主体和社会力量助力基层矛盾化解，让“两代表一委员”、社会工作者、专业领域精英等全程参与其中，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结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多元化矛盾化解大联盟。组织好党员、乡贤、网格员、信访代办员等，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确保每一件信访事项有人管、规范办、高效结、兜得住。做强镇级矛调中心、做实村级矛调工作站，健全“诉调、警调、检调、专调、访调”的五调联动体系，实行联合接访、合力化解，为群众提供全覆盖、全领域、全过程的优质服务,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新时代“枫桥经验”研讨发言材料“枫桥经验”是20世纪60年代初诸暨枫桥干部群

32、众的伟大创造，经过毛泽东同志肯定批示后在全国推广。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多次强调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枫桥经验”产生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无论处于哪个历史阶段，“枫桥经验”本质上都是党组织深入贯彻群众路线，协调一切积极因素,解决基层具体社会问题的工作机制。其中，党的领导是本质特征，群众路线是基本立场，解决问题是最终任务，而全面从严治党就是根本保证。可以说，全面从严治党既与“枫桥经验”的诞生发展紧密相关，同时又是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本保证。作为“枫桥经验

33、”发源地，诸暨市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立足实际改革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基层监督治理实效。一、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基层监督治理之中党的领导是“枫桥经验”本质特征。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是基层党组织统筹协调各方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全面发展目标的具体执政行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正确履职的前提和保障。“枫桥经验”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探索建立健全基层治理党的领导体制，贯彻党的执政理念，运用党的理论，立足实际实事求是解决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持续推进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党建统领关键在压实党建责任。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

34、督的相关规定和浙江省委出台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十三项实施意见以及“五张责任清单”，率先出台深化“四责协同”落实“五张责任清单”工作机制，明确各级党委、党委“一把手”、分管领导、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的五方责任，同时聚焦基层矛盾化解、政治生态建设、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优化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全面深化清廉村居建设等重点工作配套制定6项制度，构建责任闭环，推动履职尽责。层层压实党建责任，明确支部建在小区上、监督建在支部上和最小权力单元上相关规定。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的统筹力、号召力、执行力，着力构建党建统领、整体智治、唯实惟先的工作新格局，实现高

35、质量党建推动基层治理新成效。二、始终把群众路线贯穿于基层监督治理之中群众路线是“枫桥经验”基本立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玄奥的概念，而是体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社会治理的需求发生许多新变化，治理主体治理方式也在发生转变。基层治理效能高低直接影响着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直接塑造基层治理的基本样态和发展走向，而基层党员干部的作风是衡量治理效能的重要指标。“枫桥经验”始终坚持和执行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能动性和首创性，群策群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出现的矛盾纠纷和风险

36、隐患。当前，乡村振兴、疫情防控、除险保安、稳进提质等基层治理任务更加繁杂，对公共管理的高效和公共服务的精准提出了更高要求，相应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也更高。比如，诸暨市暨阳街道，正式编制加临聘人员约200多人，管理服务人口将近38万。仅仅依靠党员干部无法处置全部基层社会问题，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对此，诸暨市委因地制宜创新提出监督建在支部上、建在最小权力单元上的机制，凡是有党支部的地方都聘请一名监督信息员，没有党支部的地方，只要有权力单位，都聘请一名廉政监督员，让他们充分发挥清廉宣讲、监督检查和上传下达作用。在此基础上，邀请社会各界人士成立市镇村三级“清廉建设顾问团”，组织企业家成立“亲清企业联盟”

37、，以此探索自上而下专责监督和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新路径，从而更加密切联系各个领域的群众，防范脱离实际、脱离矛盾、脱离基层的现象。同时出台制度加强“室组地”片区协作,实现四个监督力量协同发力，强化纪检监察与组织、审计、财政、税务等其他职能监督紧密协作，鼓励多元监督，真正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民性和多元性。三、始终把解决问题贯穿于基层监督治理之中解决问题是“枫桥经验”最终任务。“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是“枫桥经验”显著特点，要实现“矛盾不上交”治理目标，关键在于根本解决矛盾纠纷和实际问题。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导致了基层社会问题相应发生变化，但“枫桥经验”解决实际问题的

38、根本任务并没有改变。诸暨市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持续擦亮“枫桥经验”金名片，组织协调各方，充分发动群众，群防群治、抓早抓小，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基层开展矛盾排查化解，聚焦“信访矛盾大化解、权益保障无遗漏、安全隐患全排查、权力运行更规范、干部形象再提升”五方面重点，积极开展“守初心践使命”大整顿大提升五大专项行动。旗帜鲜明提出信访处理“四个态度”，即热烈欢迎建设性意见建议、积极支持反映合法诉求、坚决反对假公济私、严厉打击非法行为。旗帜鲜明提出干部处置“四个态度”，即对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坚决予以查处，对工作疏忽造成失误的精准问责追责，对担当作为产生工作瑕疵的科学容错

39、纠错，对受到诬告陷害的及时澄清正名。出台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追究办法和干部执行力标准，既追求结果实现目标任务，又关注过程依法依规、公平公正。通过强化问责追责和执纪执法，确保干部忠于职守、廉洁奉公。按照“三个区分开来”原则，实施容错纠错机制，灵活运用“四种形态”合理把握和妥善处置问题和责任；加强问题通报，要求以点带面、举一反三深入整改，最大限度发挥惩戒的教育功能，推动党章规定的“惩前忠后，治病救人”方针落实，以最小惩治代价实现最大教育成效。通过打击诬告陷害和澄清证明，维护干部合法权益，激励干部为事业担当。四、始终把健全机制贯穿于基层监督治理之中工作机制是“枫桥经验”本质属性。“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

40、理实践中总结出的行之有效的问题解决机制。作为有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的工作机制，“枫桥经验”不是简单一个文件或规定，而是一整套适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有其自身特定的目标任务、适用范围、责任主体、实施程序、具体措施和督查考核等具体规则。这些规则是程序性的，而不是实体性，主要是明确职能职责、设置措施方式，并不涉及矛盾问题本身的定性和处理。正是因为不是实体规则，“枫桥经验”才能够因应时势，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解决不同具体问题。当前，“枫桥经验”也面临着制度性重塑和现代治理体系革命的时代命题,需要靠数字化改革来推进，实现制度重塑。通过数字赋能,诸暨市积极创建“枫桥经验”数字化应用场景，对工作机制进行系统性重塑，与基层监督治理、全面从严治党、清廉诸暨建设深度融合，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清廉建设综合监督平台，通过社会关注信息来看业务工作情况，通过及时监督来判断是否存在党性作风问题，通过“一案三查”来处理人员责任、领导责任和党建责任。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打破基层治理条线工作中的数据壁垒，实现基层公权力行使全周期在线运行、留痕追溯、监督预警，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和透明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