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的构造与共同体想象——以厚圃长篇小说《拖神》为中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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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性”的构造与共同体想象以厚圃长篇小说拖神为中一、民俗风尚与神话传说：借助“地方性”资源拖神对潮汕平原“俗尚奇特、民风彪悍进行了繁复的描画。占卜，“扣圈英歌舞，元宵节做大菜水陆“烧幽”，谢神日”，气势恢宏的“营火帝”，尤其是野性、无畏、惊心动魄的.拖神”场景，将生命力的宣泄和簪放渲染到了极致。无处不在的神话传说,在赋予小说神秘魔幻和地方色彩的同时，也通过与现代小说文体的对话，极大影响了叙事结构和审美肌质。从根本上说，神话不仅是信仰，也是文学，蕴含丰富的文学性因素，后世文学可从其中汲取素材母题、原型意象、情节要素、浪漫想象等叙事资源，暮放想象力，扩展表意空间。与神话有着密切关联的民间传说也是重

2、要的文学资源。神话传说不仅构成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艺术要素，同样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美学资源。从鲁迅的补天奔月到苏童的碧奴、阿来的格萨尔王、叶兆言的奔月、李洱的遗忘等，皆从其中获益。拖神可视为重写神话传说之作，它汲取和化用传统源泉，编织新的现代神话。二、地方性与历史感：民族主体的动态生成从传统意义上说，小说来自野史，历史是衡量小说的重要标准。而历史不仅意味着真相、传统，也意味着真理、规律、权威。历史书写意味着对真理和规律的探究。进入现代之后,中国传统史观得到了深刻的现代性重审和改造。文学不再作为历史的支流或附庸，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尤其是作为现代叙事的典范，小说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成

3、为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因应国族主体建构之需，文学深受现代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以至成为现代性言说自身价值观念、建构自身合法性的工具。在售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施蛰存、巴金等作家的历史小说中，可以看到作家借助启蒙、救亡、民主、科学、人遁主义等现代思想和价值观，对历史的认同性或反思性重述。类似状况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得到延续和“当代转换J革命历史小说”的长篇体制以史诗性美学回应当代性”意识形杰诉求。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1新历史小说二以“个人”“文学和普遍人性破解僵硬的历史意志及其叙事语法，历史”成为作家自由挥洒才华、驰骋想象力的虚拟场域。注重叙事

4、、修辞，刻意发掘人性之幽暗与丑陶，既凸显了小说的文学性”，揭示了曾被刻意压抑的人性和历史的复杂面向，但也留下难以回避的缺悌。主体在戏拟式的寄生叙事中无可避免地走向历史意识的匮乏与虚无。拖神与寻根小说及白鹿原有着一脉相承之处。它以樟树村及其开拓和奠基者陈鹤寿为中心，延伸出樟树埠,潮汕地区等“地方”和畲族、堂人、汉人等各族群的人民,从而建立由家族史、村落史、市馍史构成的历时性轴线，与之交错而行的是1840年至1900年间的近代史。陈将寿、樟树村、樟树埠以及那里人们的生活、伦理、情感、职业、文化等构成纷繁驳杂的“地方”横截面。但拖神与寻根小说也有根本差异。前者的“地方被纳入历史，“历史”引导和塑造“

5、地方性知识”，使之成为民族无意识和民族文化精神的显在形式。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村落和一个市镇，由个而群”，层层扩展衍生为民族”历史文化寓言。“民族”不仅获得了经脸性的具象，也借助“历史”叙事而呈现为与“世界”互动并汇入历史大潮的“过程”。这是拖神与寻根小说所建构的静止凝滞的寓言性空间的重要差异，也是拖神与白鹿原的相通之处：现代浪潮席卷一切，即便是穷乡僻堞也无法置身于历史之外。同样，时代情境和历史意识的不同也迨成了拖神与白鹿原的差异。白鹿原对寻根小说的超越在于其将地方”纳入历史，有力地剥露地方”的现代性境遇，并客观展现了现代情境下儒教乌托邦的虚无之境。与白鹿原和贾平凹秦腔的挽歌式写作不同，拖神

6、在传统资源的汲取、人物形象刻画、情境氛围营造等方面，更接近陈彦的主角一两部小说均在世界视野”中承担中国文化新命:超越,地方性”以求普遍性表达，并在人物形象中寄寓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三、小说文体与文学的主体：现代意识的美学赋形将民间神话传说与近代历史生活融为一体，构建了拖神独特的现代历史叙事美学。上文所述现代神话，不仅是就内容构成而言，也是就文类体式和叙述美学而言。就神话传说本身来看，其原初形态较为原始、粗糙、筒略，缺乏完整系统的故事体系和人物体系，缺乏完整连续的故事情节能条和精雕细刻的饱满的人物形象，叙述往往呈片段性.非连续性。这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和叙事便利，同时也是对作家

7、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考验。而神话传说本身具有的文学性、想象性和虚构性，又有利于催生作家的自由想象，从而穿透现实经脸的桎梏，自由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拖神将天妃娘娘、三山国王等神话传说角色作为小说形象，发挥个人创造性，赋予其丰富的细节，将作家对人生、历史和世界的思考融入神话重述中。新文类新形式关联主体感觉结构，源自主体感知现实的新方式。拖神在借用神话传说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现代人学意义的重构。小说将关于人性、生命、历史、生存等问题的思考融入神话传说，散发若浓郁的现代感性审美品质。感性在80年代以来文学自主性”的获得中扮演重要角色，是人与“纯文学”之现代性速构的肌质和深层动量。凝续感性血脉的拖神亦具朴

8、素的生活实感和生命质感，体现出还原性审美品质。这种还原性不同于新写实小说的庸常凡俗或压抑沉滞扭曲，也不同于新历史小说那种关于人性或“历史”颓败的挽歌或寓言，而具有饱满鼓胀的生命力和精神力。从内容和风格上看，拖神有国旗的、抗争的、扭曲的、困顿的和绝望的一面，也有人道的、柔和的、浪漫的、健康的和希望的一面。这些矛盾因素建构了处于混杂、冲突和巨变中的中国的复杂的真实性。这种复杂的真实性，里念着生活和人性的可能性。其中的人道、人性、健康、浪漫和美，予人希望的光亮。这在陈楷寿、石根、大先生、桑田、浩云等男性形象，以及暖玉、雅茹、麦青、赛英等女性形象身上体现得特别鲜明。他们的道义、仗义、胆气，她们的清纯、

9、清新、大胆、大方，闪解着生母与人性之光。小说在突出刻画陈鹤寿传奇经历、非凡勇气、超人智慧和公而忘私同时，并未将其塑造为神”，而是将其作为.人中之杰”加以描述。他有“狡黠倔拗的两面”：他生性洒脱、率性却也时常身不由己、委曲求全；他满怀理想却有时急爆冒进；自己不信鬼神却为了民众亲手制造水流神偶；他发自内心地爱着花娘出身的麦育，却碍于与暖玉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和麦青作为林昂爱人的身份，只能在情感纠葛中痛苦挣扎；他痛恨官商勾结却又不得不借助官府的力量击败林昂；他崇尚自由平等,却在桑田婚事上表现了家长作风。尤其是在“造大都，寻乐士”过程中，他被权力带来的错觉迷惑，以这片土地和人民的命运掌握者自居，表现出与

10、自己信奉的自由平等相悖谬的专断，激发了民愤。通过对陈鹤寿心理性格复杂性的揭示，小说在还原陈鹤寿复杂人性的同时，对将人崇奉为神为圣的行为心理，进行了颇有针对性的反思。这种反思在天妃娘娘、三山国王、水流神等形象上有着同样重要的表现，即将神做人”化的、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和生命意识的重构。四、民族意识、大同信仰和践行意志：现时代“共同体”的感觉结构拖神关涉一段充满屈辱和创伤体验的历史。以此为叙事情境，很难摆脱悲情或悲壮的美学范式。按照世俗观点来看，陈鹤寿的一生充满暗淡、挫败和磨难。从情感线上看，他终生为情所困。青年时代，草头妻难产而死，他与麦青有着几十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在与暖玉和麦青的爱之间难以决断

11、，给自己和两位女性都造成了痛苦和伤害。从创业线上看，从反清事败出逃，到创建樟树村、发展樟树埠时所遭受的来自自然界、商界、官府以及农民军、海盗的困扰，使其事业举步维艰，他深感悲哀忧愤。但他却不因此衰败灰暗，而是充满博弈命运的精神和永不挫败的信念。小说赋予陈鹤寿强烈而坚定的民族正义感。他是樟树埠的保护神，英国舰船入侵樟树埠时，他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胆气，孤身驾巨舟冲击英军炮艇。但陈鹤寿绝非快意恩仇的国族主义者，他既理解、支持桑田的反专制之举，又默许沧海剌杀洋人和附逆者。他有一个比樟树埠要开阔得多的精神世界Z这使他能够审时度势、激流勇退，以博洽高远的胸怀和眼光，独辟蹊径地开辟“海外世界:小说突出陈鹤寿

12、坚定的信仰力量。他秉信“生之为人，人人平等”，并以强大意志和广博情怀，终生践行大同理想，他意图以“人人平等的理念和共同的信仰”凝聚人心并推广之天下，深度交融而成一个超越政权、民族和利益集团的大同世界。同时，他也是一个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行动者。在造大船，寻乐士”运动中，陷入孤家寡人的陈鹤寿，经过痛苦的反思，最终在“海风潮灾难中挺身而出，重获民心，完成敕赎。对民众力量的发现和肯定，是陈鹤寿走出理想化的自我，走进民众深处的根本转变。为让百姓暂免征缴里根，他头缠白布九上县衙，从容受刑收监。他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独自承担“会乡械斗”的责任，免去众人之灾。他众望所归地被拥戴为樟树埠主宰之后，大刀阔斧整顿变革，将港埠发展成方IS百里无贼马的不夜港，陈鹤寿的不懈努力如一闪即逝的光芒照亮了樟树埠的历史工宏大叙事的历史性与超个人的族群性人类性，决定了它并非自然生成亦非既定的先验的结果，而是一个持续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实践过程。我们的历史连同讲述历史的文学仍在继续，这既是历史意义上的，也是文学与美学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