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挑战、规律与对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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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挑战、规律与对策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指出:“不能瞧不起产业工人。我们建设现代化,就要抓制造业,搞实体经济。一定要转变观念,大力培养产业工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部署,上海市总工会成立课题组,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区局(产业)工会主席意见,开展专家访谈,结合上海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调研督查情况,就深化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形成调研报告。一、我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面
2、临新的挑战(一)产业转型升级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挑战1.推进实体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建设一支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命脉所在,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但不少领域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问题依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筑牢人力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产业工人是建设实体经济的主力军,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中坚力量。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
3、,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是实体经济持续发展壮大的基本支撑,是实现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根本保证。2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亟须产业工人提升技能素质。近年来,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猛,类脑智能等未来产业不断涌现,制造业加速呈现融合化、数智化、链条化、绿色化、定制化的趋势。根据Wind数据库的统计,从制造业数字化来看,2015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8.6万亿元上升到50.2万亿元,占GDP中的份额从27%上升到41.5%,其中,产业数字化在数字经济中的占比也从2015年的74.3%上升到2022年的81.7%o2022年,我国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到39
4、2台/万人,较2012年增长16倍。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制造业的转型,对产业工人队伍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机器换人”势不可挡,信息化、自动化和数智化正在取代具有重复性、程式化特点的工作岗位,甚至文艺创作、心理咨询等领域也开始被机器人蚕食渗透。另一方面,技术变革也显示出强大的“赋能效应”,不断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使产业工人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工作效率发生重要转变。产业工人迎接“机器换人”的挑战,拥抱“科技赋能”的机遇,必须提升自身技能素质,以适应科技进步与产业发展的需要。3 .服务业的持续发展加剧了产业工人队伍的流动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体量不断扩大,结构持续优化。从1979
5、年到2022年,服务业在我国GDP中的占比从22.3%上升到52.8%,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从12.6%上升到47.2%。从发达国家看,2022年服务业在美国GDP中的占比达到80.9%,英国达到81.4%,德国达到72.2%,日本达到72.8%。按照经济发展趋势,对比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我国未来服务业还有15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空间,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也将持续扩大。如何遵循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规律,促进产业工人的合理流动,保持产业工人队伍的稳定,是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必须研究解决的课题。(二)人口发展形势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挑战1.人口红利渐失对产业工人队伍的规模基础构成不利
6、影响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2020年,我国人口规模虽然从13.40亿人上升到14.12亿人,但总人口的年均增速仅为5.25%o,较20002010年间569%o的年均增速下降了0.44个千分点。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12年的7.43%o下降到2022年的-O.6O%o0同时,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已从2010年的9.40亿人下降到2020年的8.94亿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从70.14%下降到63.35%;60岁以上老龄人口规模则从2010年的L78亿人上升到2020年的2.64亿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从13.26%上升到18.70%。以上数据显示,我国传统意义上基于人口和劳
7、动力规模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并且这种消失的进程正在加速。我国要建成制造强国,迫切需要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的产业工人大军,但人口总量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下降,无疑将缩减产业工人的供给,影响未来产业工人队伍的规模基础。4 .人口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素质水平不能满足产业转型发展的需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9.91年。从发达国家来看,2020年美国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4年,英国达14年,澳大利亚达14.4年,法国达13.1年。同时,2021年我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30%左右;而
8、日本、德国的高级技工占产业工人的比重则分别达到40%和50%。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劳动者技能素质整体偏低,将极大制约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方向的转型升级。如何切实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素质水平,已是我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三)全球产业变革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挑战1.发达经济体实施制造业回流战略,对我国产业工人队伍提升劳动生产率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大力推行制造业回流战略,特别是将高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领域视为重中之重。美国国会2021年通过无尽前沿法案,提出向人工智能等十大关键领域的基础和先进研究、商业化、教育和培训投资;美国总统拜登2022年签署2022年
9、芯片与科学法案,鼓励企业在美国研发和制造芯片。日本2020年4月召开经济增长战略会议,对国内投资支持措施和建立分散性供应链等进行战略部署。德国早在2013年就提出“工业4.0战略,重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的深度融合。目前,我国制造业整体上仍呈现大而不强的特点,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主要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5左右。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战略对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构成压力和挑战,我国必须打造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提升制造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以人才优势赢得竞争优势,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2西方国家的“脱钩断链”及“卡脖子”手段,要求激发我国产业工人更加强大的
10、创新活力。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产业链安全性和供应链弹性受到更多关注,本土化、近岸化、区域化、多元化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新趋势。为遏制中国崛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惜通过“卡脖子”和产业链转移等政治手段打压我国在前沿科技和产业领域的发展。美国在“芯片法案”中加入“中国护栏”条款,限制和阻止半导体国际企业在中国的先进制造能力;美国还牵头一批国家建立“印太经济框架”,试图通过所谓“友岸贸易”,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美国的政治盟国。在发达国家敌意加重、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我国更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产业工人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骨干力量,要以突破“
11、卡脖子难题为切入点,大力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打好经济科技安全保卫战。5 .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产业工人队伍亟待塑造竞争新优势。随着我国劳动力人口规模逐步下降,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基于劳动力成本的传统优势也在不断削弱。以越南、印度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在全球中低端制造业领域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我国正处于发达经济体所主导的高端产业链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不断涌入的中低端产业链之间,面临着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严峻局面。为此,必须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提升产业工人技能素质,尽早实现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的突破,推进我国产业高端化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四)产业工人现实存在
12、的瓶颈问题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挑战1.产业工人整体地位不高削弱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社会基础。对产业工人的社会认同不足,“学而优则仕”等思想依然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职业观,年轻人不愿做产业工人的现象较为普遍;受社会观念等因素影响,职业教育“赛道”生源质量远低于普教“赛道”。同时,产业工人自我认同不足。调研中很多人反映,自己是出于暂时没找到其他满意的工作等原因才做了工人;有些人宁可选择专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等灵活就业方式,也不愿意到一线从事操作工作;还有的老工人反映,以前那种成为“八级工”的职业自豪感再也没有了。此外,产业工人主人翁意识淡化。调研中发现,一些产业工人没能将个人发展与企业发展
13、联系在一起,不少人对个人未来的工作岗位和职业发展感到迷茫,发出“新时代还需要产业工人吗”的疑问。2 .产业工人职业发展通道依然不够畅通。产业工人上升通道狭窄,技能人才通道未能与管理人才通道打通,一些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仍保持干部人事管理和工人劳动管理相区分的双轨管理体制,“工人只能一辈子做工人”。同时,横向交流不畅,技能人才与专技人才之间仍未形成有效贯通机制,没有建立起职业技能等级与专业技术职务两种通道相互衔接、相互转换的管理机制。尽管国家在推动技能、技术双证贯通,但整体上技能、技术岗位的贯通不畅。此外,跨行业流动难,受工作经历、技能水平等主客观因素共同影响,相当一部分的产业工人还是聚集在建筑、
14、餐饮、低端制造业等技术含量低的部门,难以适应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3 .产业工人权益维护还不够到位。产业工人工资待遇依然较低,技能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机制有待进一步落地落实。有企业反映,“原来老的八级工的待遇是跟厂长一样的”,但现在即使是最高水平的技能人才,待遇往往只跟中层管理人员相当,与专技人员相比也有比较大的差距。同时,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障还不太完善。调研发现,上海产业工人的参保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有一些非公企业存在漏缴或少缴社会保险费的情况。此外,产业工人的职业健康问题仍需重视,一些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不健全,基本上不实行法定的休息休假制度,安全生产环境也相对
15、较差。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规律探析(一)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必须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科技和产业革命解放了人类劳动,促进了产业工人队伍的发展;产业工人的创新创造,又促进了科技和产业发展。1733年钟表匠凯伊发明的织布工具“飞梭”大幅提升了编织行业的劳动效率,1764年纺纱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令纺纱业劳动效率提高了8倍,而修理工瓦特改良蒸汽机直接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历史经验显示,重大的技术创新需要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产业工人的劳动实践便是产生质变的基础。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推动新一轮产业变革深入开展,发达国家普遍将技能培养与产业发展衔接起来。例如,英国2019年引入必
16、备数字技能证书,建立数字技能终身教育制度;美国劳工部1998年就推出“职业信息网络(O*NET)”系统,持续为美国的岗位和职业研究提供具有实时性和前瞻性的强大支持;德国通过“资格和职业领域预测(QUBe)”等举措,采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未来所需技能进行评估。我国也必须高度关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关注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加强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前瞻性研究,提前布局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本质上讲,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属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开发范畴,是政府、企业、产业工人等多元主体之间通过大量博弈实
17、现的均衡。从政府来看,政府应当提供公共政策支持,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引导市场主体参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从企业来看,其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始终是一个高成本、高风险的过程,企业在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决策时往往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一般不会针对职工通用技能进行培训,往往只对本企业特别需要而通过市场招聘又难以获得的特殊技能进行培训。从个人来讲,是否选择参与培训,选择什么样的培训项目,甚至是否选择离开企业,也取决于其对机会成本和潜在收益的判断。当前很多职工的技能培训、技能等级与工资收入没有挂钩,没有体现技高者多得的市场规律,加之派遣、外包等用工身份,致使其对企业归属感不强,对参与培训提升技能的积极性也不
18、高。要提升企业和劳动者投资人力资本的意愿,进而使原本的均衡向更高能级的均衡迁移,一项关键举措就是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足够的激励,对冲培训带来的成本和不确定性,这也是很多西方国家大力实施培训补贴的原因所在。例如,2015年起,美国奥巴马政府首次为学徒制设置联邦政府层面的年度经费,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也对扩张学徒制战略予以持续支持。我国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也要遵循市场规律,提升政策针对性,激发市场主体投资人力资源开发的内生动力。比如,针对当前产业工人收入偏低、很多产业工人不愿继续当产业工人的问题,上海社科院权衡指出,要采取提升劳动生产率、合理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建设统一的劳
19、动力市场体系、对标国际标准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措施,构建合理的劳动一资本收入分配关系。(三)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必须与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相契合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教育制度、文化传统、历史发展、价值认同等因素密切相关,不同国家在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上呈现出鲜明的国别特征和路径依赖。比如,德国以“双元制”为特色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是自19世纪末以来伴随德国劳工运动的发展而逐步形成、不断完善、层层演化而来的,德国的学徒、雇主、政府、工会以及产业组织等在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中建立了紧密联系。又如,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是建立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美国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
20、体系也显示出很强的自由主义色彩,呈现为以雇主利益为主导的、技能替代式的技能形成体系。由于不同国家在历史、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单纯照搬国外的经验做法事实上很难成功。我国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在学习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同时,也必须结合我国的历史与现实,创新政策、路径和方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模式。(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必须构建有效服务产业发展需要的教育和培训系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首要的、基础的问题是教育。实现职业教育不同层级之间的贯通以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融通,是强化前端培养、夯实人才基础、完善梯队建设的重要途径。当前很多职业教育专业落后、教材落后、教育方式落后,其培养的学生
21、不能适应产业所需,不少学生不愿上职校。推进职业教育和培训,还必须树立全职业周期人才开发理念,促进产业工人适应产业发展变革升级的需要。针对我国职业教育吸引力弱的问题,上海财经大学刘元春认为,一方面,需要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和匹配效率,充分实现职业教育的劳动回报;另一方面,需要优化职业教育质量,完善培养体系,做好市场需求的对接和引领。西方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培训领域的做法也值得学习借鉴。美国在各级教育领域大力推广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在社区学院和普通大学之间建立学分转换机制。在德国,基于学徒制的职业教育模式,中等教育阶段的实验中学、中等后教育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往往都和企业建立起
22、紧密的联系。我国也要构建立体化的教育体系,更好地协调类型教育和层次教育、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学校教育和企业培训之间的关系,搭建起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与提升的立交桥。(五)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必须实现社会主体多元参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涉及政府部门、行业组织、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各主体需各司其职、共同参与。国家必须强化顶层设计,构建适应产业发展的产业工人教育、培养、发展政策法规制度体系。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来讲,必须根据国家的顶层设计,充分发挥部门优势,切实履行部门职能,打破部门利益壁垒,形成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合力。从企业来讲,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其对产业发展的趋势最为敏感,是产业工人技能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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